张兆裕：明永乐年间胡濙行迹考述

明中叶以来，许多人认为永乐年间胡濙的出使，与访寻建文帝有关，并因此经常提及其事。而在关于其出使的诸多说法中，实际上臆说与传闻的成份颇不缺乏。我们觉得，不管他出使的目的是什么，尽量搞清他出使本身的情况都是必要的，所以，本文以胡濙几次出使的行程及与行程有关的一些问题为考察内容，希望这些研究，能丰富对胡濙出使的认识，并为大家思考相关问题提供线索。

胡濙字源洁，武进人，生于洪武八年（1375，乙卯）四月初八日[i]。建文二年（1400，庚辰）进士，初任兵科给事中，复升右给事中[ii]。朱棣篡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癸未）九月改任户科都给事中[iii]。胡濙的生日及他在建文年间曾任右给事中之事，各史料记载不多，故在此标出，他的其他情况此不赘述。

关于胡濙的出使，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是《明史》中的有关叙述，《明史·胡濙传》言：“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五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iv]即胡濙永乐五年（1407，丁亥）和十五年（1417，丁酉）两次出使，并分别于永乐十四年（1416，丙申）和永乐二十一年（1423，癸卯）还朝。《胡濙传》的叙述是对明人记载的综合，本身并无新的发现和补充，但大体涵盖了各种说法，故自明中叶以来人们对胡濙出行的认识基本未出此范围。而实际上，胡濙的出使情况要比这些记载复杂得多。下面就根据史料，对胡濙出使的起止时间及大致行程做一叙述。

胡濙对自己的出使曾有过描述，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他说：“幸沐荣崇而任使，俾驰轺传以咨询，岁月无拘，江湖任适。由是名山大川，雄藩巨镇，故皆遍历无遗；绝域殊方，偏州下邑，亦各周流殆尽。”[v]这番话他是对朱棣表达的，次年四月，他复自述说：“适永乐丁亥，钦承上命巡历四方。东南涉于海隅，西北旋转于沙漠，海内郡县，罔不周流。”[vi]这些叙述很珍贵，但较为概括，对于行程的具体时间也涉及不多，故仍需进一步探讨。

《太宗实录》中没有记录胡濙的首次出行时间，但其他史料都记为永乐五年（1407），如《英宗实录》：“丁亥，命濙巡历天下”[vii]，这与胡濙本人的“适永乐丁亥，钦承上命巡历四方”的叙述是一致的。因此这个时间没有问题，至于为什么选择此时出行以及具体的出行时间，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出行并非如通行的说法那样，一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才还朝，史料记载他永乐七年（1409，己丑）即已朝见过朱棣。

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巡幸北京，据《太宗实录》所记，三月初一（甲辰）车驾驻跸东平州，初八（辛亥）移驻景州。三月初六（己酉），即车驾驻跸东平期间，已出使二年左右的胡濙向朱棣进献白雉一双，“户科都给事中胡濙出使经宝鸡县，获双白雉，献行在所”[viii]。白雉之献，应该是为朱棣祝寿的[ix]，但胡濙是否随驾至北京，待四月十七朱棣寿诞后才离开，尚难以确定，但不论怎样，都说明胡濙的出使此时至少已告一段落。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可以佐证此事。《胡氏宗谱》载，胡濙与范氏夫人所生的长子长宁永乐八年（1410，庚寅）正月初八日出生[x]，据此推算，胡濙应该在永乐七年（1409）的三月前后回南京或武进探望了家眷。根据常理，胡濙出使时带家眷随行的可能性很小，因而他的家眷在其出使时应该是一直留在南京或寄住在武进的[xi]。所以，可以确定胡濙永乐五年（1407）出使后，永乐七年即还朝，在略事休整后才继续使命。

朱棣永乐八年（1410）冬初返回南京，结束了永乐七年开始的北巡。永乐十一年（1413，癸巳）朱棣再次北巡，此次北巡一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九月才回南京。在朱棣巡幸北京期间，作为扈从人员的王绂在北京曾遇见过胡濙[xii]，并将此事记录下来。由于王绂于永乐十四年二月初病逝于北京，故其所记之事，应发生于通常所说的永乐十四年秋胡濙的那次还朝之外，因而值得进一步分析。

王绂是无锡人，无锡与武进皆属常州，故与胡濙算是同乡。他与胡濙相遇之事，载在其诗《赠胡都给事中》的小序中。其序云：“都给事中胡君源洁，文雅清慎，志趣高明，与余有同乡之好。尝自大江而上岷蜀，由关陕而至于中原，凡名山古迹之间，履无不至。今年邂逅北京，同宿寓所，因得扣其登览之胜，闻见之广，不觉令人鄙吝顿消，而神爽飞越。遂赋诗美之。”[xiii]王绂没有明确与胡濙相遇的具体年代，而王绂又两次扈从至北京，因此无法判断胡濙到北京是在两次巡幸中的哪一次。如果是前一次，则胡濙之到北京，应是在他进献白雉之后。如果是后一次，则应该是胡濙在永乐七年（1409）之后与十四年（1416）二月之间的又一次还朝。不论哪一种情况，都说明胡濙的出使并非如一些文献记载的那样。

因此，王绂的记载对于研究胡濙出使情况是很珍贵的，特别是小序中提到的胡濙出使的路线更是值得重视，这可能是当时人唯一的对胡濙行程路线的具体记载。《太宗实录》在记载胡濙在宝鸡获白雉之前，于永乐六年（1408，戊子）七月记载说胡濙奏言，陕西汉阴洵阳等县所输汉中府金州的刍茭，储蓄岁久，腐烂甚多。[xiv]金州，为川陕交通的要路，由此可知，胡濙自永乐五年（1407）出使后，在六年七月之前即到达金州，并在随后的时间里活动于陕西地区。因此，我们推测，王绂所记胡濙的行程，很可能是胡濙永乐五年至七年（1409）的行程，即逆江而上，直至川蜀，复由四川经金州入陕，最后由陕至中原并还朝。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则王绂与胡濙北京邂逅的时间应该是永乐七年，即胡濙还朝献白雉之后。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永乐七年王绂还未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仅是在翰林院研习书画，该年之北行，他是与其他同学悉数随行的，故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扈从，其随朱棣一起行动的可能性也不大。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章昺如在《行状》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绂的此次北行。因此胡濙东平献雉之时，王绂可能并不在东平，于是才有北京邂逅之说。

永乐十四年（1416）胡濙的情况，许多史料都言及他丁内艰夺情一事，但记载相互出入。如《明史·胡濙传》言：“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xv]此记载与李贤及《英宗实录》胡濙传的记载相似。李贤云：“丙申秋还朝，丁内艰，乞终制，不允。寻进礼部左侍郎。”[xvi]《英宗实录》言：“丙申还朝，遭內艰，诏起复视事，冬升礼部右侍郎”[xvii]。这些说法给人的印像是，胡濙在永乐十四年秋天还朝之后，遭遇母丧，乞归乡终制而未获允许。而另一些记载则与此不同，姚夔所撰的胡濙墓志铭言：“闻李夫人丧，还朝，夺情往湖湘，归乞终制，不允，升礼部左侍郎。”[xviii]而朱昱的《重修毗陵志》中的说法与姚夔同：“母丧，起复，使湖湘。……使还，升礼部左侍郎。”[xix]姚夔等人的说法表明，胡濙在母丧后另有一次湖湘之行，而终制之乞，在此行归来之后。

李贤所撰神道碑和姚夔所撰墓志铭，均为研究胡濙的重要材料，而矛盾若此。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是胡母的去世时间。而关于胡母李夫人去世的时间，胡俨在《胡征士墓表》中有清楚的记载，胡征士即胡濙之父胡宗仁，《墓表》云：“配李氏，有妇道，亦知医。后征士二十二年卒，卒之岁为永乐十四年丙申，其月日，五月五日也，寿七十。”[xx]据此，胡濙还朝很可能是在夏天，至晚不会迟于秋初，然后夺情出使湖湘，至秋回到北京。因此，姚夔等人的记载基本是准确的，而李贤对于这个时间，则忽略了胡濙的湖湘之行或者以母丧之归与湖湘之归混在一处了。

永乐十四年（1416）秋胡濙回到后北京不久，朱棣即从北京起程并于十月上旬回到南京，胡濙也随同返回，“户科都给事中胡君濙，与予俱以扈从还自北京”[xxi]。该年十二月，胡濙被升为礼部左侍郎[xxii]。关于这次升职，李诩在《水东日记》中记录了胡濙的自述[xxiii]，从中可见朱棣对胡濙的器重。朱棣之回南京，主要是处理汉王朱高煦夺嫡和谷王朱橞谋逆之事，永乐十五年（1417）春谷王最终被废为庶人，汉王亦被安置于乐安州。三月，朱棣复前往北京，并于五月初一日到达。

史载胡濙在永乐十五年（1417）亦再次开始出使，并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棣北征时还朝。李贤言：“丙申秋还朝……明年往两浙诸府，授嘉议大夫。癸卯自均襄还朝。”[xxiv]对于这次出使的起止时间，各材料均无异辞，我们也未查到其他与此记载不同的史料。起止时间虽一，但其出使的目的地的记载则有不同。李贤言往两浙诸府，而还自均襄，《英宗实录》的胡濙传与李贤所言同，而姚夔则言“复使江浙，还时，车驾巡幸北京，至宣府”[xxv]，依此则胡濙是自江浙还朝的。至《明史·胡濙传》又言“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与前二人的记述微有不同。

实际上胡濙此次出使，至迟在永乐十五年（1417）的八月上旬即到达江西。该年八月初六胡濙在南昌奉新县拜祭了始祖，其祭文所载日期甚明，祭文云：“维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朔越六日己丑，晋陵远孙嘉议大夫礼部侍郎濙，谨以清擢庶馐之奠，拜扫于华林始祖侍御史珹、徐国夫人耿氏二墓前……奉使公余，祖陇是趋，幸获瞻拜，孝诚少摅”[xxvi]。可见胡濙在江浙停留的时间至多也就数月，是则姚夔的记载不够准确。

胡濙在到达江西以后的行程还不清楚，目前所知的是他在永乐二十年（1422，壬寅）或二十一年（1423）到达武当山，而他的还朝，也基本可以断定就是从武当山起程的。宣德年间大岳太和山提调官任自垣始纂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载：“永乐二十年，钦差礼部左侍郎胡濙因道过于此，公余，见清微新宫落成，境界非凡，幽雅殊胜，故将平昔所集医书类聚成轶，名曰《卫生易简方》，上表奏进。”[xxvii]对此，胡濙本人则记为二十一年：“至永乐癸卯，裒其所积，精研汰冗，纂集成书，名曰《卫生易简》，已经上表具进。”[xxviii]而其进书表的文稿所属日期是永乐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xxix]。因此，胡濙虽未明确记载到达武当山的时间，只言及整理该书奏进的时间，但他与任自垣所说为同一事情，故情况应该是，胡濙于永乐二十年到武当，次年七月将整理好的《卫生易简方》连同写好的表文一同赍往行在。依此则李贤对此的记载比较准确。

朱棣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开始北征，据《太宗实录》，其日程是：二十三日（辛丑）告天地，发京师兵；二十四日（壬寅）车驾发北京；三十日（戊申）车驾次宣府[xxx]。他在宣府驻至八月初六（甲寅），当日移次沙岭；八月十二日（庚申）驻跸万全，至二十七日（乙亥）车驾次沙城，[xxxi]并在沙城驻至九月初[xxxii]。根据朱棣的这个日程，如果各史料所言准确的话，则胡濙到达行在的时间应在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之间。此后的一段时间，胡濙应该是一直随车驾行动，直到九月下旬以后奉旨再次出使。

胡濙永乐二十一年（1423）秋冬间的出使，诸书均未载录。据胡濙所记，此行到武当山是为树立榔梅碑之事，将永乐初朱棣赐予武当山五龙宫提点李素希的二道敕书镌刻的碑上。胡濙《榔梅碑阴志》云：“钦差礼部左侍郎臣胡濙，永乐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于文华门启：大岳太和山兴圣五龙宫提点李素希，读书明理，炼性修真……年九十三岁，无疾端坐而终。……奉皇太子令旨：‘他真是修行得道的好人，父皇比先赐他的敕书，你如今去都与他镌在碑石上，休泯没了这等好处’。”[xxxiii]则胡濙奉旨于该年九月下旬。他何时到达武当山未见记载，但他在武当山渡过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的正旦，“永乐甲辰正旦，余与户部主事王公同登大顶，恭拜祖师，告天祝寿。于初五日至玄天玉虚宫，蟾宇道兄居圜堵，使人欣羡不胜。”[xxxiv]胡濙的《榔梅碑阴志》末署“大明永乐二十二年岁在甲辰七月初七”，则立碑之事应至七月中上旬完成。

在胡濙树碑的同时，定于七月十九日举行的为期七天的金箓大醮亦在筹备中。金箓大醮的日期是朱棣钦定的，他为大醮专门颁布了二道圣旨，对举行大醮的原因和意义加以阐述，对规模和日期进行设定。[xxxv]当时钦差至武当建醮的有隆平侯张信、礼部尚书金纯、工部右侍郎郭进，显然是很重视其事的。榔梅碑之事，几位钦差亦参与其中，胡濙说：“谨同钦差到山建醮隆平侯臣张信、礼部尚书臣金纯、工部右侍郎郭进，委令均州守御千户所正千户朱彝，斫取贞石一方……立石于本宫榔梅树之原。”[xxxvi]则树碑应为武当山诸活动之一，而胡濙之还朝在大醮举行之后的可能性很大。

在大醮举行的前一天，即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辛卯）朱棣在北征途中崩逝于榆木川[xxxvii]，次日，武当山的金箓大醮如期举行，至二十五日（戊戌）“斋事圆满”[xxxviii]，而胡濙等人何时还朝未见记载。

如上所述，胡濙的出使情况，远比通常所说的要复杂。如永乐七年的还朝，十四年夏秋间的湖湘之行，以及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武当之行，过去均未受到注意，而其出使中的一些细节，也往往被忽略。应该说，胡濙的出使仍有大量的空白需要研究，其实际情况肯定比现在我们已知的还要复杂。

对于胡濙的出使，人们最关注的是他的使命是什么，以及他在这些岁月中做了些什么。目前我们对他的使命还无法下什么断言，只能说在近二十年的出使中，他的使命不是单一的。而对于他做了些什么，所知也只是吉光片羽。下面就对明代有关他的使命的几种说法，和已知的他的行事加以介绍。

除了永乐末胡濙的武当山之行外，他在其他时间的里担负的任务，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后世流行最广泛的是正德、嘉靖之际出现的追寻建文帝之说，这是关于胡濙使命的几种说法中最晚见于记载的。在此之前，主要有宣德时期的“观风问俗”说，“劝励”和“求药”说，以及天顺、成化之际的“访察人情”或“以访仙（异人）为名察人心向背”说，弘治时期见于记载的“访三丰说”。胡濙自己则把使命笼统地概括为“咨询”。

永乐二十一年（1423）胡濙曾谈到自己的使命，他在《进卫生易简方表》中说：“臣出自医家，生逢圣世。夙承教养，尝趋孔孟之门庭；重沐熏陶，复究轩歧之事业。过蒙拔擢，深愧凡庸。幸沐荣宠而任使，俾驰轺传以咨询，岁月无拘，江湖任适。”[xxxix]他明确了以“咨询”为使命，但没有说明具体内容。

（1）观风问俗说

宣德时期文臣们对于“咨询”的内容给出的说法是“观风问俗”及宣传圣德。金幼孜言：“恒奉命出使四方，凡山川风物之异宜，民生习俗之异尚，莫不历览而周知其故……方公周游天下，按辔咨諏，所以宣上德，达下情，其仁及于民者多矣”[xl]，他指出了胡濙之行对特别的风物和习俗的关注，同时也指出胡濙之行目的也是宣传圣德和通达下情。换言之，金幼孜实际上认为胡濙的使命重点在后者。对于观风问俗之说，贝泰亦云：“命出使四方，省观风俗，问民之休戚苦乐，奔走于外将二十年，足迹遍乎区内，询咨暇日，尤注意于医药方书之事”[xli]，贝泰在观风问俗之外加上了问民疾苦一项，他的这个观点在成化年间被朱昱所沿用[xlii]。与他们同时的王英说：“公为侍郎时奉使命于四方，观风问俗之余，又博采古今医方”[xliii]。

这些说法显然比胡濙的说法具体了些，就可信度而言，贝泰、王英或许可以不论，但金幼孜的说法不能不重视，胡濙永乐二十一年（1423）秋至行在向朱棣汇报时，他与杨荣都是在场的人，故于胡濙出使的目的必有所暸解。因此，观风问俗之说虽有托饰之嫌，但并非是无根之辞。故胡濙的“咨询”中，民间风俗与疾苦应是他关注的内容，特别是有特点的风物习俗，但这些应该不是他使命的重点。

（2）劝励和求药说

这一时期，还有二种说法就是“劝励”说和“求药”说，这是杨荣提出的。宣德二年杨荣说：“昔我太宗文皇帝尝命礼部侍郎胡公源洁，遍游天下名山，俾以御编《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诸书，劝励士庶；而又俾其广求奇方妙药，修合良剂，以扶植疲癃。德至溥也，曷尝以为惠；道至隆也，何尝以为功。惟公克推先帝天地生物之心，周览四方，遇名医异人辄就而咨询之，所得奇方日增月益，不可胜计”[xliv]这是相当明确的说法，杨荣没有对“咨询”做太多的纠缠，直言其以《性理大全》等书劝励士庶，同时又明确说朱棣是让胡濙求奇方妙药的。杨荣的说法，是所有关于胡濙使命的说法中最特别的，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杨荣每次皆随朱棣北巡，而且在永乐中期就已经参与重要决策，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永乐二十一年（1423）胡濙至行在汇报时，他与金幼孜都在场。因此，他的话可能不是他所知道的全部内情，但他说的必定是真实的。

目前要完全认定杨荣的说法，也还有一定的困难，一是他的说法与胡濙的说法多少有些矛盾，二是杨荣说朱棣让胡濙遍游天下名山，从这点说求方药则通，说用《性理大全》等劝励士庶，则与事理有些不通，名山之中又有多少士庶？故这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3）察人心向背说

观风问俗说及杨荣的说法，至胡濙去世时被“察人心向背”说替代。姚夔在胡濙的《墓志铭》中说：“奉使巡行天下，访察人情。所至宣上德、达下情，而于亲藩，犹恳恳忠孝谕之。”[xlv]李贤所作《神道碑铭》说的就更为具体明确：“丁亥，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实可托，遂命公巡游四方，以访异人为名，实察人心向背。时御制《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书成，俾公以此劝励天下。”[xlvi]姚夔与李贤的铭文，是以《行状》为基础，并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写成的，虽各有详略，但都指出“访察人情”“察人心向背”为出使目的。此说在胡濙去世四年后修成的《英宗实录》中被肯定：“丁亥命濙巡历天下，以访仙为名，实欲审察人心向背也。丙申还朝，遭内艰，诏起复视事，冬升礼部侍郎，明年仍命巡历江浙诸处。”[xlvii]《实录》作为国史，其所言即为官方的正式说法，这是永乐以来朝廷首次对胡濙出使目的的说明，因而值得特别重视。

姚夔等人的说法，在都肯定察人情或人心向背的同时，又有所不同。姚夔除了沿袭金幼孜“宣上德、达下情”的提法外，还特别提到胡濙对各藩王“恳恳忠孝谕之”，此前没人说到过的这一点，这是第一点不同。李贤与《英宗实录》则在“察人心向背”之前，加上了“以访仙（异人）为名”一条，这是姚夔没说到的。另外，李贤把杨荣说到的以《性理大全》等书劝励士庶的内容稍加变化，系于“丁亥”之下，给人一种感觉是，此内容也是五年的使命之一或掩护方法，但《英宗实录》则没有这个说法，且体会《英宗实录》的用辞，以访仙为名察人心向背，应为永乐十四年（1416）以前的使命，十五年（1417）之后的使命则没提及。这三者的相同和不同，透露了许多信息，需要认真对待。

（4）访三丰说

李贤等将胡濙的使命与访仙联系起来，但并未指明是访张三丰，至弘治时，黄瑜在《双槐岁钞》中，明确地认为胡濙是在访寻张三丰。黄瑜说：“北人刘勋为予言，东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张三丰……元末居宝鸡金台观，辞世留颂而逝。民人杨轨山为棺殓，临窆，发视之，复生。乃入蜀，抵秦，居武当，游襄邓，往来长安，历陇岷甘肃。永乐中，遣都给事中胡濙、道录任一愚、岷州卫指挥杨永吉访求，未获。”[xlviii]这是明代较早将二者直接联系起来的记载。

黄瑜文中所言任一愚，即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作者。任自垣是否寻访过张三丰，除黄瑜外，未见其他记载，但与他同时的武当山道士孙碧云则确曾受命，任自垣所撰志书中载有永乐十年（1412，壬辰）朱棣给孙碧云的敕书、赐诗和给张三丰的御制书[xlix]，表明了这一点。在孙碧云之前，朱棣于永乐六年（1408）十月初七和七年（1409）八月十三敕命龙虎山道士真人张宇初寻访三丰，六年十月敕命同时还发去致张三丰的御制书信[l]。这些敕书和致张三丰的书信表达了朱棣对与张三丰相见的强烈愿望。在孙碧云之后，上清宫道士吴伯理也于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钦奉太宗文皇帝玉音，赍香暨御书入蜀”，四月到达鹤鸣山结坛祈迎三丰[li]。这些情况表明朱棣一直是在寻找张三丰，所遣也非止一人。

因此，朱棣令胡濙寻访三丰是完全可能的，黄瑜等人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另外还有一些情况，似可佐证胡濙的出使与三丰有着某种联系。首先，与胡濙接触过的人在言及他的使命时均言及所谓的“名山大川”，如王绂说胡濙“尝自大江而上岷蜀，由关陕至于中原，凡名山古迹之间，履无不至”，杨荣说胡濙“遍游天下名山”，黄淮说胡濙“将使命于四方者几廿年，名山胜境靡不游历，足迹所至，过于司马子长远矣”[lii]。这表明胡濙出使并非泛泛而行，名山胜境是他的重要目标，而这些地方也是吸引修道之人的所在。二是王绂所记胡濙的行程，与黄瑜所记张三丰的活动区域是吻合的，所以说胡濙至少在永乐十四年之前以寻找张三丰为使命并非无根之谈。三是据任自垣的记录，胡濙在永乐二十年到达武当山所居处的清微宫，“张三丰神仙亦修炼于此”[liii]，这种选择当不是随意的。根据这些情况，则黄瑜的胡濙寻找张三丰的说法是可信的，而李贤与《英宗实录》只是没有明言而已。[liv]但这里的问题是，胡濙访三丰虽然可以认定是真实的，但他是否只此一个目的，或者说李贤与《英宗实录》的以访仙为名察人心向背的说法，是否有所本，具体指的又是什么。这些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5）寻访建文帝说

这是有关胡濙使命的最晚见于记载的一种说法，据目前看到的材料，此说初见于正德时的野史笔记，而盛于嘉靖以后。如王鏊在记述中直言胡濙寻访三丰只是掩护，其真实目的是寻访建文帝，他说：“太宗师至城下，文阖宫自燔死。然或传实自火逃出，或传蜀府兵来赴难，窃载以去。然未察其实，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访张仙为名，实为文也。”[lv]但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人对此并不相信。祝允明在《野记》中在谈到胡濙寻访张三丰时说：“太宗未登极时，剌闼异迹甚多，比即位，不复见。乃命胡忠安濙驰传遍索于天下，不限时月，数年竟无所见。或又言，胡之索不独以张，未审。”[lvi]显然，祝允明对于胡濙出使的目的新说法，是不十分相信的。与祝允明态度相同的是陆深，他在《玉堂漫笔》中言：“相传永乐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访邋塌张仙人，即张三丰……或云此举实托之以别有所为，忠安行事有密敕云。”[lvii]看来陆深对此也是介乎疑信之间。尽管还有人有疑问，寻访建文帝之说既出，自嘉靖起遂成为晚明最有影响的说法。

我们注意到，在弘治时期，有关建文帝的传说或者说是故事已经成型，文人也传之于口耳，书之于简端。即以《双槐岁钞》来说，书中不仅提出对建文帝应该“追复位号”[lviii]，还记载了有关建文帝的传说：“父老相传，懿文皇太子生皇孙建文，顶颅颇偏，高庙抚之曰：半边月。知必不终……乃授鑰匣，戒以临难乃启。比得披剃之具及杨应能度牒，出走，无知者。正统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还京。”[lix]可见黄瑜并不避讳其事，但他在记述胡濙寻访三丰时，却根本没有涉及建文帝，如果当时有胡濙寻访建文帝之说，他是会记载下来的。换言之，胡濙访建文帝的说法即使在民间也应该是一种晚出的说法，是否有可靠的依据就更不好说了。也许正是因此，祝允明、陆深才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胡濙访建文之说出现的同时，文人中正悄然兴起一股“建文热”。自弘治中杨循吉等疏请恢复建文帝的年号，许多文人更加关注建文时期的历史，关注建文帝的去向，关注这一时期的评价等问题，努力地搜求相关的史料和信息。除在笔记中加以记载外，至正德后期，已有多部专门之书出现，如宋端仪的《革除录》，张芹的《备遗录》，黄佐的《革除遗事》等。因此我觉得，这样的背景，对人们的思考必然会产生影响，将胡濙与建文帝联系起来，恐怕也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结果。就像寻访建文帝之说缺少有力证据一样，要说胡濙的出使与建文帝没有关系也同样困难。因此，对于这个说法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明代有关胡濙使命的几种说法已如上述，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事实上，对其使命进行认定的最有效的依据，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应该特别关注他在出使中的行为，通过他做了些什么来加以判断。目前，我们对胡濙出使的行程及起止时间已有基本的了解，对其事迹了解则不多。现就对已知的几件事稍加介绍，并据此略做推测。

（1）奏陈金州刍茭事

《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七月的一条记载云：“户科都给事中胡濙言，陕西汉阴洵阳等县所输汉中府金州刍茭，储蓄岁久，朽腐甚多。盖金州地僻，所储刍茭支用者少，而有司县照旧催征，民用困乏，请令民输钞为便。”[lx]这是《太宗实录》在胡濙出使后对他的首次记载，这条信息除了透露了他的一些行踪，还证实了史料中关于胡濙“敷求民瘼”的说法，因此早期的“观风问俗”说是有事实依据的，至少可以说明胡濙在出使过程中对这些事情是关心的。

（2）暗察太子事

有关胡濙的传记资料大多都记载了他曾暗察太子朱高炽的事，而较详细记述此事的是李诩的《水东日记》，其内容则源自胡濙的自述。记述中说：“太宗命某使外，滨行，面谕曰：人言东宫所行多失当，至南京可多留数日，试观如何，密奏来。……住稍久，邻居杨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则权辞谢之曰：锦衣数种未完耳。至安庆，始书回奏。令所从校尉给驿驴赍进也。”[lxi]李诩的这个记载如果完全忠实于胡濙的叙述，则透露出以下信息：

一是胡濙此行的出发地不是南京。这对于我们判断他的行动有一定意义，至少可以知道此事是永乐七年或者七年以后的事情。

二是监视太子并不是胡濙本来的使命，是临时增加的。仅此监视太子一事，就可证明李贤、姚夔等“察人心向背”之言不虚。进而可以推测，胡濙如果以察访人心为使命，其对象也不会是平民百姓。

三是胡濙的使命并不是特别紧迫。这一点比较明显，如果是紧急的事，按常理，不会给他增加其他任务，并让他在南京逗留。因此我们推测甚至可以断定，像这种情况，不会是寻访建文帝这样对朝廷可能存在相当威胁的人。至少，胡濙这一次并未担负这样的任务。因为以朱棣对建文之臣及其后人的残虐，他不可能在寻访建文帝之事上掉以轻心。

（3）江西祭祖事

此事在探讨胡濙行程时已经提及。胡濙永乐十五年的出使，与此前有所不同，他的身份已经是礼部左侍郎，在江西就是以此身份行事的。除了祭祖，胡濙还就保护祖茔事与地方官府有所接触，奉新县还为保护胡濙祖茔专门张榜，“南昌府奉新县为禁约事。近奉钦差侍郎胡濙发放（“放”字疑有误），有同宗华林胡氏积祖坟山一所……”[lxii]这事反映出胡濙永乐十五年以后的出使，其行动是相当公开的。

另外附带要说的是，杨荣说“俾之以《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诸书，劝励士庶”，也与胡濙礼部侍郎的身份是相合的，所以杨荣的说法是可信的。《性理大全》书成于永乐十三年九月，十五年三月颁行天下；《为善阴骘》书成于十七年三月；《孝顺事实》十八年六月颁行天下。[lxiii]所以，胡濙很可能是十五年三月以后开始出使的，并以颁书的名义越府过县的。

按照当时的情况，朝廷官员出使依礼是要拜见所经过地方的藩王的。胡濙出使无论是永乐十五年以前还是之后，都不是微服私访，因此，他必定始终与各地藩王都有一定的接触。姚夔在胡濙墓志铭中说：“所至宣上德达下情，而于亲藩犹恳恳忠孝谕之。”[lxiv]看来这话是有根据的。而胡濙之于亲藩，当不是仅仅谕以忠孝这么简单。他永乐十四年的湖湘之行当与谷王谋逆有关。永乐时期，藩王问题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大而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推测，胡濙如果以察人心向背为使命，藩王的政治态度当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4）编撰《卫生易简方》

访求医方妙药是胡濙自永乐五年（1407）出使后一直做的一件事，永乐二十年（1422）他到武当山将所收集的医方整理成书，并于次年进呈。永乐二十一年胡濙曾在《进卫生易简方表》中谈及《卫生易简方》的成书过程：“惟圣主抚大同之运，故微臣罄博采之勤。访缉搜求经十七载，讨论讲究阅千万人，网罗南北之奇良，蒐辑古今之秘要，取其省易，不特便于旅途；拔其精华，实有利于人己。”[lxv]从这通表文看，奇药良方是他自永乐五年至二十一年出使过程中始终搜访的内容。

关于编撰《卫生易简方》之事，杨荣在宣德二年（1427，丁未）说：“又俾其广求奇方妙药，修合良剂，以扶植疲癃。”[lxvi]按照这个说法，胡濙搜求方药是朱棣交给他的任务，但永乐二十二年胡濙在《跋卫生易简方后》中说：“适永乐丁亥，钦承上命巡历四方……每自公余，旁求艺术，采辑良方。凡遇遘疾之人，即投医药料理，按方施治，获效良多。”[lxvii]依此，收集良方为其公余之事，当属个人行为。这与杨荣的说法有矛盾，一般来说，还应该以胡濙自己的叙述为准。但需要注意的是，杨荣所说的，是胡濙永乐十五年以后的使命，并不包括胡濙的早期出使，即后来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可能的。而且以杨荣在永乐时期的经历，他的话不能简单地以孤证视之。胡濙的《卫生易简方》包含3963方，分为十二卷，另有服药禁忌22条、治六畜方47个为附录，传世版本分元亨利贞四集，每集各为一册[lxviii]。按照任自垣的记载，胡濙自永乐二十年到武当山即开始整理此书，次年夏誊清奏进，其副本留在武当。可以说这个工作量并不小，如果纯属个人行为，在出使过程中，他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做此事，于理也不易说通。所以我认为胡濙搜集方药的活动，即使不是他的正式任务，也是得到朱棣支持的。或者，可能的情况是，胡濙在编撰《易简方》时，他的主要使命已经完成。

（5）胡濙赴行在事

一些传记资料对胡濙到达行在后的情况的记载，都很生动，颇有故事色彩。如姚夔说：“公驰谒行在所，上见公大笑曰：胡先生来矣，驰驱劳，宜少憩。有顷召入与语，夜至四鼓而退。语多裨益。”[lxix]李贤说：“公驰谒行在所，上卧不出，闻公至喜而起且慰劳之曰：卿驰驱良苦。赐坐与语，凡所历山川道里郡邑丰啬民情休戚，以至所闻所见保国安民之事，悉为陈说。上欣然纳之，向所疑者至是皆释。比退，漏下四鼓矣。”[lxx]《英宗实录》的记载相对简单：“濙驰见行在，赐坐与语，因以民间欣戴之意闻，慰劳而出。”[lxxi]胡濙赴行在复命，有些细节并不像这些记载的那样，如至四更而出之类。金幼孜对此的记载是：“永乐癸卯秋，予扈跸塞下，适公以事赴行在，且进是书（按指《卫生易简方》）。时秋半天甚寒，上召公至幄中与语，披阅再四，极加称赏。逮夜取烛，命中贵人以玺钤识其上，匣而藏之。及退已二鼓矣。”[lxxii]金幼孜所记当是胡濙赴行在后与朱棣的初次相见，显然四更云云是不准确的。

另外，金幼孜的记载说明，胡濙与朱棣的见面是有其他人在场的，而不是单独相见。实际上，当时不只金幼孜在场，杨荣也在场。胡濙在《梅榔碑阴志》中说：“至行在所，皇上备询其故（按指武当道士李素希羽化事），再三嗟悼称许，遂谕臣濙并翰林大学士臣杨荣、臣金幼孜曰：此老一生精勤至道，忠君爱国，人罕能及，观其骨青，死必为神矣。至于次日，皇上又复惓惓轸念所有原敕书二道，未经勒石以传永久。”[lxxiii]观其叙事次序，胡濙所记也是初次与朱棣见面的事，因此可知杨荣也在场。晚明以后史书言胡濙所汇报的情况，人无知者，是不确实的。

胡濙到达行在后的活动，已知的还有二事。一是八月十六日“礼部左侍郎胡濙进瑞光图及梅榔灵芝。具奏云：今岁万寿圣节大岳太和山山顶金殿现五色圆光……”[lxxiv]二是八月十九日晚在沙城奏报武当山宫观的修理事宜：“钦差礼部左侍郎胡濙，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晚，沙城驻跸所口奏：敕建大岳太和山宫观大小三十三处，殿堂房宇一千八百余间。山高雾重，砖瓦木植，日久不免损坏……”[lxxv]。从这些情况看，胡濙在行在的活动多与武当山联在一起。因此，他出使的最后阶段即到达武当山之后，他的“咨访”活动很可能已经结束了，转而主要关注武当山的情况了。

总之，对于胡濙的出使，根据以上探讨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关于行程，以永乐十四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为界，胡濙的出使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具体而言，一是自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三月，行程很可能是从南京出发沿长江而上至川蜀，而后进入陕西一带，并在朱棣前往北京时在东平献白雉祝寿。二是永乐七年三月或四月之后至永乐十四年夏或夏秋之交。始发于北京，其后行程不详，出使中闻母丧回到北京。三是永乐十四年秋天的湖湘之行，时间约为两到三个月，此行可能与谷王谋逆有关。四是永乐十五年（可能在三月之后）再次出行，此行他的出发地不详，同年八月到达江西，并在二十年到达武当山，二十一年夏从武当起程还朝至北京行在。五是永乐二十一年冬至次年七月，在武当山树立梅榔碑及参与金箓大醮事。

关于使命。首先，胡濙执行的并不是紧迫的任务，而且他也不是微服私访，其身份是公开的。其次他的使命是多样的，有些是临时增加的，如监视太子、湖湘之行等。第三史料中关于胡濙使命的各种说法，除寻访建文帝之说缺乏可靠依据外，其余的观点都是有来源的，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英宗实录》中的说法。而《英宗实录》中所言“以访仙人为名”，实际上应该不是“为名”，而是主要目的之一，其所谓“察人心向背”，则主要是针对各藩王，平民百姓的政治态度则未必是重点。而观风问俗、奇方妙药、颁赐御制诸书亦是使命，但不一定是核心任务。

根据记载，胡濙除《卫生易简方》外，还有《芝轩集》《律身规鉴》等著作，他的后人还编有《忠安录》，这些书始终未获寓目，不知是否还存世。因此本文的研究，只能算是阶段性的成果，故还望方家指正。

[i] 光绪重修《胡氏宗谱》卷六《毗陵派》，光绪三十年乐善堂活字本。

[ii] 《英宗实录》卷三五六“天顺七年八月丙辰”。

[iii] 《太宗实录》卷二三“永乐元年九月戊子”。

[iv]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中华书局1974。

[v] 胡濙：《进<卫生易简方>表稿》，见《卫生易简方》卷首，明刊本。

[vi] 胡濙：《跋<卫生易简方>后》，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vii] 《英宗实录》卷三五六“天顺七年八月丙辰”。

[viii] 《太宗实录》卷八九“永乐七年三月己酉”。

[ix] 杨荣的应制诗《白雉》云：“白雉出西陲，奇异非寻常；迢迢数千里，持以献明堂……愿效封人祝，圣寿同天长。”（见四库本《文敏集》卷一）。按，杨荣虽未言此白雉为胡濙所献，但永乐时期以白雉为瑞献之于朝的似止此一次，且来自“西陲”，故杨荣所咏之物，当即胡濙所献之物。亦可知胡濙之献目的是祝寿。

[x] 光绪重修《胡氏宗谱》卷六《毗陵派》。

[xi] 按，据杨士奇《礼部尚书胡公夫人范氏墓表》（《东里文集》卷二一，四库全书本），胡濙的夫人范氏，也是武进人。则胡濙探望家眷非在南京即在武进。另，《墓表》言：“余与尚书同朝三十年，而南京相邻居十余年，两家相好也。”杨士奇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因迁都随太子前往北京，其家眷至迟在永乐二十年到京（士奇的三子杨秫该年十二月生。见杨導《太师杨文贞公年谱》，清道光刻本），据此，胡濙到南京探望家眷的可能性较大。

[xii]王绂，字孟端，无锡人，明初著名的书画家。洪武时征至京师，后坐累戍朔州，“永乐初圣天子务隆养贤之道，诏求天下文章之士洎善书者，各二十八人登文渊阁以被选，一时执政大臣首以荐公”，此次选贤，善书者仅得十余人，王绂即其中之一。永乐十年王绂等人皆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永乐七年及十一年王绂“两扈从北京，与有荣遇”。永乐十四年“丙申春正月卧病北京寓舍”，二月初六病逝，“今年春以病卒于官舍，实二月初六日也” “一日偶得疾，才数日即不起矣”，卒年五十五岁。〔王洪《王孟端小传》，章昺如《故中书舍人孟端王公行状》，胡广《征事郎中书舍人王孟端墓表》。并见四库全书本《王舍人诗集》附录〕。

[xiii] 王绂：《王舍人诗集》卷一《赠胡都给事中》，四库全书本。

[xiv] 《太宗实录》卷八一“永乐六年七月甲戌”。

[xv]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

[xvi] 李贤：《古穰集》卷一二《礼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忠安胡公神道碑铭》，四库全书本。

[xvii] 《英宗实录》卷三五六“天顺七年八月丙辰”。按，文中“礼部右侍郎”当为“礼部左侍郎”。

[xviii] 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九《故资德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赠太保谥忠安胡公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

[xix] 朱昱：《重修毗陵志》卷二○《人物》，成化二十年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

[xx] 胡俨：《胡征士墓表》，见光绪重修《胡氏宗谱》卷2。按，胡俨此文，四库本《颐庵文选》未收，北图所藏残本《胡祭酒文集》卷二二收录。

[xxi] 梁潜：《泊庵集》卷一六《跋胡氏族谱后》，四库全书本。按，文中“濙”原作“濚”。另，梁潜所跋胡氏族谱仅是毗陵胡氏之谱，当时跋此谱的还有杨荣（见四库本《文敏集》卷一五《胡氏族谱后序》），正统四年九月胡濙将其此谱与江西南昌之华林胡氏之谱相合，统为一谱，三杨、王直、王英等序谱，是即本文引用的《胡氏宗谱》，而据杨士奇及杨荣之序，当时尚称《华林胡氏族谱》。

[xxii] 《太宗实录》卷一八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午”。

[xxiii] 李诩：《水东日记》卷五《胡忠安自述三事》，中华书局。

[xxiv] 李贤：《古穰集》卷一二《礼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忠安胡公神道碑铭》。

[xxv] 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九《故资德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赠太保谥忠安胡公墓志铭》。

[xxvi] 光绪重修《胡氏宗谱》卷一《历代事迹·国朝大宗伯胡公祭文》。

[xxvii]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八《楼观部第七·清微宫》，见杨立志点校本《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xxviii] 胡濙：《跋卫生易简方后》，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xxix] 胡濙：《进卫生易简方表稿》，见《卫生易简方》卷首。

[xxx] 《太宗实录》卷二六一“永乐二十一年七月辛丑，壬寅，戊申”。

[xxxi] 《太宗实录》卷二六二“永乐二十一年八月甲寅，庚申，乙亥”。

[xxxii] 《太宗实录》卷二六三“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己卯朔”。

[xxxiii] 胡濙：《榔梅碑阴志》，见《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诰副墨第一》。按，李素希，元季至武当，洪武初度为道士，住持五龙宫。永乐三年和四年两次遣道士向朱棣进献榔梅，以为丰年之兆，朱棣亦于三年六月和四年七月两赐敕书褒奖。永乐十九年六月初五李素希羽化，年九十三。其墓塔今存。（朱棣的两通敕书载在《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李素希之传在卷七《采真游第六》。）

[xxxiv] 胡濙：《次韵并引》，见《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一五《金薤编第十一》。按，“引”中所言王公，名王和，李素希羽化时在旁。蟾宇，即《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编纂者任自垣，蟾宇为其号。

[xxxv] 朱棣的圣旨，载录于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所撰《金箓大醮意》和《延禧表式》中，其文见《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诰副墨第一》。

[xxxvi] 胡濙：《榔梅碑阴志》，见《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告副墨第一》。

[xxxvii] 杨荣：《北征记》，见《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薄音湖、王雄点校，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按，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朔日为甲戌。

[xxxviii]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诰副墨第一·青词式》。

[xxxix] 胡濙：《进<卫生易简方>表稿》，见《卫生易简方》卷首。

[xl] 金幼孜：《书卫生易简方后》，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xli] 贝泰：《卫生易简方后题辞》，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xlii] 朱昱：《重修毗陵志》卷二○《人物·胡濙》。

[xliii] 王英：《题卫生易简方后》，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xliv] 杨荣：《<卫生易简方>后序》，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xlv] 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九《故资德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赠太保谥忠安胡公墓志铭》。

[xlvi] 李贤：《古穰集》卷一二《礼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忠安胡公神道碑铭》。

[xlvii] 《英宗实录》卷三五六“天顺七年八月丙辰”。

[xlviii] 黄瑜：《双槐岁钞》卷九《东海二仙》，中华书局1999。

[xlix]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诰副墨第一》。

[l]《皇明恩命世录》卷三《命邀请真仙张三仹敕》、《再命寻访张三仹》，见万历《续道藏·正一部》，台北艺文印书馆《正统道藏》本1977。

[li] 蒋夔：《张神仙祠堂记》，见《历代石刻史料汇编》〔1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lii] 黄淮：《<卫生易简方>后序》，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liii]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八《楼观部第七》。

[liv] 按，《明史》卷二九九《方伎·张三丰》亦言：“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濙偕内侍朱祥，赍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我们没有查到这条材料的来源，其所言“内侍朱祥”参与其事，目前未见其他记载。且此《张三丰传》并未言及寻访建文帝之事，与《胡濙传》之言之凿凿相左，则《三丰传》与《胡濙传》在史料来源上似并不一致，故其所述当自有所本，不应泛泛视之也。

[lv] 王鏊：《王文恪公笔记·建文》，见邓士龙《国朝典故》卷六一。

[lvi] 祝允明《野记》四，见邓士龙《国朝典故》卷三四，许大龄王天有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lvii] 陆深：《俨山外集》卷一二《玉堂漫笔》中。四库全书本。

[lviii] 黄瑜：《双槐岁钞》卷九《追复位号》。

[lix] 黄瑜：《双槐岁钞》卷二《咏初月》。

[lx] 《太宗实录》卷八一“永乐六年七月甲戌”。

[lxi] 李诩：《水东日记》卷五《胡忠安自述三事》。

[lxii] 光绪重修《胡氏宗谱》卷一《历代事迹》。

[lxiii] 《太宗实录》卷一六八“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卷一八六“永乐十五年三月乙未”，卷二○九“永乐十七年三月丁巳”，卷二二六“永乐十八年六月辛丑”。

[lxiv] 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九《故资德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赠太保谥忠安胡公墓志铭》。

[lxv] 胡濙：《进<卫生易简方>表稿》，见《卫生易简方》卷首。

[lxvi] 杨荣：《<卫生易简方>后序》，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lxvii] 胡濙：《跋<卫生易简方>后》，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lxviii] 《卫生易简方》最早的版本是胡濙宣德年间以存留于武当山的副本刊刻的，目前所见《卫生易简方》卷首为杨士奇的序和胡濙的《进卫生易简方表稿》。称为“稿”者，当是他作于武当山的底稿，而非呈进的正式表文。卷首之后为正文，卷末为胡濙、夏原吉、杨荣、黄淮、金幼孜、杨溥、贝泰、曾棨、王直、王英等人的跋文。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李春芳奏请重印该书，各地相继刊行，所用底本当即胡濙刊刻本，进表亦称为“稿”，唯在卷首加入李春芳的题奏，存世最多的是此时的重刊本。

[lxix] 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九《故资德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赠太保谥忠安胡公墓志铭》。

[lxx] 李贤：《古穰集》卷一二《礼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忠安胡公神道碑铭》。

[lxxi] 《英宗实录》卷三五六“天顺七年八月丙辰”。

[lxxii] 金幼孜：《书<卫生易简方>后》，见《卫生易简方》卷末。

[lxxiii]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诰副墨第一》。

[lxxiv] 《太宗实录》卷二六二“永乐二十一年八月甲子”。

[lxxv] 见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诰副墨第一》。按，此处言胡濙八月十九在沙城奏报，则朱棣此时驻跸沙城。但《实录》八月乙亥条言：“车驾次沙城”，则朱棣乙亥到该地。查，八月初一为己酉，乙亥为二十七日。二者未知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