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下山”背后 是在成仙和红尘间纠葛的民间道教(道士下山王野)

在上个月足球中超联赛河南建业对阵山东鲁能队比赛的前两天，建业主场发生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一群道士搭了台做法，扯起三面旗帜，上书“天意建业必胜”等口号，为建业队驱邪祈福。

无独有偶，前不久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搬家”时，也在新办公大楼的大厅当中摆放了供桌等，请道士施法保佑“搬家大吉”。

充满着多神崇拜的道教长期流传于中国社会。而比起其他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民间的道教显得更加“实用”，无论是驱鬼辟邪还是祈福求安，“服务项目”都更加全面。手拿桃木剑，捻符做法的民间道士虽然看上去不过是荒诞不经的迷信，却深刻体现了民众对道教的集体想象与功利的宗教渴望，其背后更彰显着道教发展过程中关于“出世”和“入世”的挣扎。

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该如何理解这类“道士下山”呢？这要从道教的历史说起。

从养生修仙到深入民间

道教的民间性和“功能化”源于其历史传统：道教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广泛融合了儒、墨、道、法、阴阳、神仙诸家的学说和大量民间宗教体系。

早在战国时代，原始道教便萌发雏形。到两汉到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日益加剧，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思考也随之而深入，以追求个体的长生不死、自由愉悦为宗旨的神仙说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子被神化、误读，变成长寿养身修仙的象征。

历史上的老子并不以长寿见称，但由于老子多有摄生之说，民间学者以及民众遂误以老子为长寿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证明官方也接受了这一谬论，竟称“盖老子百有六十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说得活灵活现，令人莫辨其伪。于是，彼时不少养生家受老子的启发创造出种种秘方，《道德经》也被用于探讨养生之术。至于庄子，其众多哲学寓言则被改造为各类宗教巫术雏形，其中最著名的是飞升神话。《论衡·道虚》说汉初淮南王刘安得道之后“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由此，飞行术逐渐成为神仙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著作《抱朴子》言：“有所谓乘术，若能乘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塑造了潇洒飞行的道家人形象。

但道家思想并非是完全的鬼神巫术和神秘传说的结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仲宇曾在《道教对民间信仰的收容和改造》一文中阐明：道教的确是从民间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历史上的道教也参与过对民间迷信的改造，例如禁淫祀，对民间信仰中那些被认为是不正、不雅的神祀作过清理，或者在自己的科仪中表明对其批评、否定的态度。在收容、改造、整顿民间仪式的基础上，道家最终形成比较有体系的教义和理论，成为正统宗教之一。

道教的教义清肃和整理从东晋时期便已出现。为了影响力和统一性，从东晋中叶到南北朝初年，也就是公元四世纪后半期到五世纪前半期的百来年间，从南方到北方，都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统治者发动的道教改革浪潮。 南方的改革从杨羲等人制作《上清经》开始，北方的改革则以寇谦之“清整道教”为标志。

道教改革，主要表现在教义教理和充实发展上: 一方面是大量引进佛教教义，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吸取儒家学说，特别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把它订入教规，作为道教徒必须遵守的行动准则，例如《洞玄智慧定志通微经》说道士必须“ 与人君言则惠于国， 人父亩则慈于子， 人兄言则佛于行， 人臣言则忠于上， 人子言则孝于亲”；《洞玄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表明学道需以忠孝为先等等。这来自于儒家的观念加强了道教的纪律性，同时迎合了统治需求。

经过道教中人的不断推广和努力，到了隋唐时期，道教发展成为皇族宗教，各种道教神的信仰和祭祀使道教渗透入生活方方面面，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于是，主张修仙问道，脱离尘世的正统道教进一步壮大，其理论水平和艺术形式也随之得到了全面的提高。贵族们广建道观、度道士、设道场、优待道士女冠，道教斋醮仪式的规范化和经戒发箓传授由此更为制度化。

与此同时，其世俗化和功能化倾向也愈加凸显出来，得道却“贪慕人间”的道士们也开始提供诸多服务，其中一派注重炼丹修仙，主要伺候帝王富贵；一派注重画符捉妖，主要接触平民百姓。

长生成仙的道家，主要服务统治者。在科学和医学都不甚发达的年代，长生不老的巨大的渴求浓缩成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小药丸，吃进达官贵族肚子里。唐代《太平广记》卷三十二就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颜真卿十八九岁之时突然卧病百日，众人束手无策。这时，一位道士出现了，称颜在名册之上，可位列仙班。于是授之以丹药，将其治愈。而传说颜真卿死后，众人观其棺椁，只留衣物，不见尸身。通过这则故事，我们可以一窥唐代上层阶级的修仙渴望。

唐代以降，种种志怪小说中的道士，往往有高超法术，可以驱邪避鬼，惩恶扬善。我们可以想见，在这些符箓术、驱邪术的市场需求与文字记载背后，古代社会必定活跃着以此谋生的道团与道士。

至此，道教既不问世事专心修仙，又走街串巷深入民间的双面形象基本形成，追求统一，自然和洁净的正统道教与纷繁复杂的民间道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从未平息。

南宋初年诞生了著名的三大道派: 太一道、 真大道和全真道，各道派在义理及具体修持方法上各有偏重，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突出了三教合一这一时代趋势。尤其是势力强大、影响久远的全真道，其教主王重阳以儒释道三教一家为立教之宗。不过，更广大民众的追求和渴望，大概要算是民间道教之中才凝结得最为活跃。

散居道士：迷信背后的社会意义

散居道士，在南方主要被称为火居道士，是最显著的民间道教代言人。散居道士们主要通过“做道场”赢利，多为个人、家庭、村中的庙宇组织提供禳灾、辟邪、醮仪等仪式服务。他们作为道士的身份不被政府承认，因为他们往往既不是道协的成员，也不挂靠于任何宫观，所以不能进行公众科仪。

不过，由散居道士们所体现的商业性道教，深植在俗民社会当中，已达数世纪之久，比宫观道教更为普及，其生命力也旺盛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这些成天举办看似奇葩的迷信仪式的道士们，体现了民间道教的真实面貌。

散居道士的主要职责是主持各种各样的民间仪式，大到婚丧嫁娶，小到搬迁祈福。道士们支撑着地方社会的宗教生活，并为民众提供科仪服务。金泽、陈进国主编的《宗教人类学》中这样阐述正一派道士：“（他们）是以‘仪式专家’（ritual specialist)的身份存在于社区中，不是其生活方式，而是其仪式功能和仪式专家的角色，定义了道士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历来有仪式宗教的传统，祭祀仪式、驱邪仪式、诵经仪式、普度仪式、丧葬仪式在传统文化生活中尤为重要。在民间，道士或者僧人是仪式专职人员，他们提供各种复杂、标准的程序来塑造整个仪式的权威感——例如咏唱背诵向神灵表意的文本等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黎志添在深圳宝安县农村做田野调查时观察到：祖先祠堂重修之后的开光仪式、庙宇中天后诞仪式、洪文清醮仪式、送瘟逐疫仪式、以及最经常的为死者举行度亡的斋仪等等，都由散居道士——即当地人口中的“南无佬”所主持。他发现“作为地方普通民众宗教生活一部分的仪式总是由道士施演的”。而这些看似繁复枯燥的仪式，可以构成一种“文化粘合剂”，把复杂和多元的民间社会关系维系起来，增加了人们的交流和互动。

但在这样民间道教中，与封建迷信的纠葛问题延续了下来，不少民间的散居道士被赋予了更神秘又充满迷信色彩的当代“巫师”角色。中国道教协会原副会长、中国道教协会顾问陈莲笙曾经指出：“常有人把‘道教’扩大到整个中国民间信仰，并且把所有民间信仰习俗都看作道教的内容和价值。这种看法是强加于道教的。”但道教产生时，其思想源头中也包括原始鬼神信仰，早期道教方术中也有巫术的成分。这些关联很容易造成社会上对道教与封建迷信的界限定义模糊。

此外，在中国民间社会之中，一些由传统沿袭下来的民间信仰可谓盘根错节，道教、佛道元素在其中难以区别。就一般信众而言，他们见神拜神，见佛拜佛，往往不加区分。再加上散居道士们多年以来都一直秉承着一种类家族制的生存模式，通过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的传承方式，获得从事道教科仪的专业训练、知识和技能，他们生活于社区的人际网络之中，熟谙本地的信仰习俗与人情世故，所以很容易被有信仰的社区民众赋予’通神达圣’的中介者角色。正因如此，不少道士不仅会像古代某些民间相传的一样帮助民众扶鸾请乩（请神明鬼魂上身），算卦占卜，有时还会结合民俗担任一些传统道教中没有出现的巫师角色。

这些现象，既说明了民间信仰在基层社会的强大生命力，也彰显出了不少道士们奇特又模糊的身份定位，更重要的是，这些介乎宗教和迷信之间的定位，为民间道士们带来了足以维生的财富。

现代困境与经济转型

和从前不同，在当代社会，道教面临着世俗化的问题。对于大部分道教信徒来说，道教本身的经济收入并不足以支持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不能全职修道。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1962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议上的发言对此就有详细的描述：“全国道教徒现在情况，其中百分之九十几都有正当职业；他们散居在乡村的，就参加人民公社和农民一样的劳动，若道众比较集中的地方，自己还组成农业生产队；住在名山道现的，就从事于育护森林及种植果树；住在城市的，多参加手工业或小工厂……”

50余年过去，现今道教从业者的处境并没有变好多少。据近年来多位学者针对中国不同地区的道观／道宫道士群体统计，目前道士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五十岁以上的从业者占了接近一半的数量，这说明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把这看成是一项有前途的事业。

为了生存下去，一些道教从业者开始努力推动旅游产业。由于许多道教宫观地处名山大川、风景秀丽之处，或者坐落繁华闹市，闹中取静。因此宫观就自然而然就成为旅游业的绝佳资源。

道教界中的敏锐者已经提出了“有机整合道观”的建议，试图促进宫观与地方社会“共存共荣”的新思路，另一方面也迎合地方政府文化资产的运营方向和旅游资源布局发展。在这种思路下，不少文化活动和文化展览成为了道观发展的首选。而在香港台湾等地，道教组织经营了不少文化、教育、赈灾、丧葬等公益事业，在民众之中扩展影响。

但在目前，依靠旅游和香火收入的道教有其限制和发展难处。其主要旅游资源，如武当山、青城山、武夷山、华山、庐山等名山大川，有种种文物保护和产权归属上的限制，不可能通过市场进行产业化。这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必然结果。而按照规定，省／市道教委员会下辖宫观不得举行包含迷信、暴力等成分的仪式。这些规则，规范了道观的经营范畴和仪式内容，但也将便于获利的民众所偏好的封建迷信活动排除在外。尽管有不少道观打“擦边球”，用发放护身符、求签占卜等方式征得了一些香火钱，但要论“赚钱”，更受欢迎是那些散落在民间各处，资质参差却有求必应的散居道士，他们能在更多场合，提供更“多元”的服务，因而，“道士下山”出现在足球场与科技公司，也就并非那么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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