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的一封檄文，让南明跌下正统的神坛 逐鹿系列之三

如何对待、处理刚刚成立南明政权，对此时的清朝统治者而言是很棘手的。

清军入关时打的旗号是为崇祯皇帝复仇，现在人家崇祯的接班人建立政权了，清朝出兵的正义立场已经站不住脚了。如果承认南明的合法地位，那么清军占着北京不走是不是就不合法了？而如果直接武力对抗，又会失去刚刚笼络的北方前明官员、士绅的支持。

对此，多尔衮采取了一种极为狡猾的策略。

顺治元年六月十五日，多尔衮令清廷大学士拟就一份檄文，传檄河北、河南及江淮间故明勋旧大臣、文武官员及士民等，檄文称：

“予闻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国之谊。”

“因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身亡，大清皇帝义切同仇，用伸吊伐。”

“予用息马燕京，抚兹黎庶。”

“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彰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株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有救中国之计。”

“咨尔河北、河南、江淮之间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异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赏，待与旌扬。”

“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我朝永怀继绝之恩，以敦睦邻之谊。”

“顺逆易判，勉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布吿天下，咸使闻知。”

一篇好的官方公告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上面这篇就是。

首先是说明清军的出师目的，即因你们的“君父之仇”，我们念“邻国之谊”而出兵。由于这句用了对仗，有点生硬，怕老百姓听不懂，下一句又用白话解释了一下。

其次说明当前形势，清军已经赶跑了李自成，定鼎燕京。而明朝的嫡传太子都失踪了，我们清军一定会继承明朝皇帝的遗志，“厉兵株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

再次招抚各地人才，包括但不限于“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不管是哪个行业、出身为何的人才，只要归顺，不吝封赏。

然后说明，那些不忘明室、拥立福王的人的做法，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是不反对的。但南明应当派遣使节通好，睦邻友好。

最后用一句对仗的句子总结，即“顺逆易判，勉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

结构清晰，行文流畅，道理明确，感情真挚。如果你是一个乡间百姓，在听村里的教书先生解释完了整篇文章之后，你会不支持这个政权吗？

然而，仅仅通过字面意思的解读，还不足以反映这篇檄文的高明。

在这篇檄文中，多尔衮采取了一种极为狡猾的策略。他通过发檄文而不是官方照会的方式告知民间，其实也是告诉南明，清朝是会继承崇祯遗志的，是同情南明的。但又模糊了政权概念，提到自己就是继承崇祯遗志，提到南明就是同情，然而就是不说承不承认这个新兴政权。

这种檄文下发民间，既获得了大部分前朝士绅的理解，还能有效稳住南明。而通过这篇檄文，清军就可以联合原来明朝的官吏士绅、已经揭竿而起的各地绿林好汉、已经建立政权的南明，一起对付大顺。

高，实在是高。

可是作为南明统治者而言，要是信了多尔衮的鬼话，那就太愚蠢了。

此时的形势是清军一家独强，南明、李自成、左良玉、张献忠等各方势力均不如清军。作为弱势一方而言，最务实的做法是弱者联合，干掉强者。而如果弱者选择跟强者联合，那么灭掉其他弱者后自身也就难免被灭。

可惜啊、可惜，不管是正直的史可法还是奸诈的马士英，他们都没有这种眼光。

在接到清军的檄文后，南明朝廷上下对清军充满好感，决定同清朝议和。

顺治元年七月初五，南明以兵部侍郎左懋第、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使臣，携银十万两、金千两、缎绢万匹，北上求和于清，并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

谈判前，南明内阁议定的谈判底线为：

1、于天寿山设园陵，重新安葬崇祯皇帝和其皇后；

2、南明可以向清朝献岁币，以每年十万两白银为限；

3、南明对清朝的国书应以古可汗称呼，不称皇帝；

4、使节礼仪应遵会典，不必屈膝。

这里我要声明，这会儿史可法在外面领兵，这份谈判条款是大学士高弘图拍板的。如果让我评价一下这份谈判书，只有两个字，无语。

你要知道，现在的南明可不是赵构的南宋，赵构在南方站住脚后迅速收拢兵权，下面带兵的都听他指挥，他的南宋基本上控制了淮河以南地区。而此时的南明，其实际控制地域只有江苏、安徽而已。你的政权连块像样的地盘都没有，有什么必要去谈判呢？既然自己的政权都不稳固，献岁币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次，虽然在这时去找清朝议和是相当愚蠢的，然而既然做了就得捞点实在利益。对于南明而言，最实在的利益就是扩大地盘。联合清军，商量好，你打哪，我打哪，打完了怎么分地盘。可是呢，这份谈判书的第一条是安葬崇祯，第二条是给人家钱，第三条是确定双方的称呼，第四条是外交礼仪，实打实的东西一点没说。

其实南明朝廷中还是有明白人的，这个明白人就是谈判代表团团长左懋第。

这个左懋第其实并不太有名，《明朝那些事儿》就没提过他一个字。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个相当相当厉害的人物，如果让我评价，我会说这位老兄是当时南明朝廷内综合能力最强的人，没有之一，跟他对比的人包括史可法。

左懋第，字仲及，号萝石，山东莱阳人，出生于军人世家，他叔叔左之武时任登州卫镇抚，他姐夫孙承祖任登州卫游击将军。崇祯四年进士，崇祯五年八月，授陕西韩城知县。

一个进士被分到地方做知县，是比较倒霉的。然而比当普通知县更倒霉的是，左懋第要去的是陕西韩城。

这个韩城，位于陕西省东部的黄河西岸，在明朝末年，这里不是穷，也不是很穷，而是没有最穷只有更穷。也正是因为这里穷，平常都吃不饱，更何况赶上灾荒，所以起义就多。而起义一多，就会优胜劣汰，也就是制造猛人。而这里制造的第一个猛人，并不是左懋第，而是洪承畴。

崇祯二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当时的三边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就是这么个地方，让一个刚满三十岁的进士去当知县，也真是对其信任有加。而更恶心的是，左懋第还没来得及办交接，民兵就来了。

崇祯五年十月，左懋第刚刚到韩城，民军攻击韩城。前任知县在左懋第到达之前就听闻民兵攻击的消息，仓皇出逃。此时的左懋第没人交接，也没时间交接。关键时刻，出身军人世家的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能力。左懋第一进城，就下令收敛城外各乡粮畜，坚壁清野，接着征兵、调饷、防河、守城，成功地击退了敌人。

然后，他开始下基层，调研陕西当地的民变情况，在此期间，他敏锐觉察到了民变的根本原因，然后他做了这么几件事儿。

第一件事是赈灾。

很多人会觉得，赈灾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就是把钱发给灾民就是了，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概率没经历过大学时期全班争当贫困生的场面。

要赈灾，首先要搞清楚谁是真的受灾者，这是一个相当难解决的问题。毕竟谁家因为旱灾少收了多少粮食一般人是说不清楚的。但左懋第有办法，他实行“各里赈各里法”，即饥民由各里乡绅和有威望的耆老核定。乡绅我就不解释了，这个耆老是指在当地德行高尚、受尊敬的老人。这些乡绅耆老都是坐地户，熟知当地情况，谁家种几亩地自然心中有数。通过他们的核定，左懋第查出第一批急需救济者5200人。

确定好赈灾对象，接下来就是筹钱。朝廷是没指望了，本来就穷得发慌。即使朝廷有钱，等拨到韩县还剩多少也很难说。左懋第倡导“捐俸劝赈法”，即由他带头捐俸银50两，然后“劝说”当地官绅和富农捐款。

最后一步，就是划分灾民等级，左懋第把全县饥民按照“极贫、次贫、又次贫”分为三类，按受灾严重程度的等级发放赈银。

除此之外，左懋第还干了一件事儿确保赈灾效果，那就是平抑物价。你要知道，赈灾发给老百姓的是钱，不是粮食。而老百姓如果拿到钱还是买不起粮食，那这个赈济款算是白发了。而供需影响价格，在灾荒年份，那些奸商、大户都指着粮食发家，粮价高得吓人。

对付这些人，左懋第也有办法。他联合县衙的官吏和县内有名望的士绅，一起出钱买粟米2100石，设置“常平仓”，以市场价向老百姓出售粮食。这样就将之前富商的垄断市场变成了竞争市场，有效平抑了粮食价格。后来他还出台规定，即“私粜者禁，必至于市。”

标准的赈灾流程加配套的政策措施，务实且扎实。

第二件事是以民为兵。

洪承畴之所以要杀投降的民军，是因为他只管剿不管抚，所以不杀他们的话他们还会作乱。而左懋第的策略是先赈灾再招抚，既然有地种、有饭吃，农民们还造什么反呢？所以，左懋第在当地大量招抚民军，并组织训练他们，用来保卫韩城。

不仅如此，他还研究了一整套战术战法，即：

以火器击之，以步兵接战，于城外筑拦马墙，城内筑敌台，伏义兵，设火炮，贼不能攻，意在坐困。

第三件事是重新丈量土地。

左懋第到任时，韩城农民交税的依据是嘉靖四十年丈量土地的亩数。然而韩城的情况比较特殊，此地靠近黄河，之前在丈量范围内的大量沿河土地被河水冲毁，无法耕种，而老百姓却依然要背负这些无法耕作的土地税负。

为此，左懋第在韩城颁布《均地法则示》，设计了程序严密的“三番清丈法”：各里自己清丈地亩数，造《鱼鳞册》上报县里。左懋第再率人逐里抽丈，最后全县28里互相复丈。三番清丈后，允许彼此举报，如有揭发举报，左懋第则亲自带人前往丈量。

通过以上措施，韩城百姓空被赋税的弊病被根除。

左懋第在韩城六年，政绩斐然，对外可抵御民军，对内百姓能吃饱，这在当时的陕西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而用一句话总结左懋第的做法，那就是走闯王的路，让闯王无路可走。如果将左懋第的韩城路线在全陕西推广，那么民军绝对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可惜啊，左懋第的路线太不容易推广了。有几个县官愿意自己掏钱赈灾呢？有几个县官愿意得罪富商设平价米仓呢？有几个县官愿意得罪各村地主重新丈量土地呢？

之后，左懋第累迁户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等职，崇祯十六年秋，左懋第出巡长江防务，不久北京沦陷。在南明成立时，左懋第被任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通过上文描述你应该能够发现，左懋第是个有基层经验、有做事方法、亲身经历过战场的人，所以，他坚决反对以这种方式跟清军议和。

左懋第认为，议和可以，但必须有武力后盾，即：

“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议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通俗点说就是，谈判谈出来的和平并不靠谱。南明需要有渡黄河作战的能力，才能守住黄河；能守住黄河，才能跟清朝谈划江而治的事情。

而要想渡河作战，左懋第认为应“收拾山东，为使臣声援”，即派兵收复此时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山东。

然而左懋第的建议报给南明朝廷，虽然有人赞同，但是没人实施。其实即使想实施也没法实施，南明的军队大半在江北四镇，四镇的兵南明朝廷根本调不动，还怎么“收拾山东”？

就这样，这支谈判代表团在混乱中踏上了北上的路，也是一条不归路。

八月十五，代表团渡黄河，派人先去联系吴三桂，准备封他为蓟国公。然而吴三桂表示自己已经是清朝的平西王，不能再接受南明的册封。将册封诏书封存，交给了多尔衮。

左懋第一看这个态势，感觉北上谈判的意义不大，就开始在山东沿途招抚原明朝的官吏、士绅。可是由于左懋第率领的只是一个谈判代表团，既无钦差的便宜之权也无调兵的军权，所以对山东当地的官绅，他既无法委派官职也无法派兵驻守，导致当地的官绅在不久之后大面积倒向清朝。

其实就从南明派出代表团向清军求和的那一刻起，南明就输了。南明的决策者们始终不明白，他们手中最值钱的牌是哪一张。

南明最值钱的地方在于，它是名正言顺的大明继承者，他们的名分是最正统的。就像诺基亚都黄了多少年了，但某天突然出现诺基亚牌子的智能手机，还是会有市场影响力，还是会有人去买的。

南明也是如此，打着大明的旗号，他们依然可以号召天下士绅、故明官吏，在没有被战火摧残的东南地区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

而现在呢，南明主动向清朝求和，主动承认对方的政权地位，主动承认双方之间的国与国关系，主动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割据政权，主动请求苟安一方，这一系列主动，为多尔衮解决了一大堆难题，特别是清军占据北方的合法性问题。

你正统继承人都承认我的身份了，我还怕什么呢？

接着介绍下这支谈判代表团的结局。

顺治元年十月初，左懋第率领南明使臣来到北京，清廷收国书及金、银、缎等物， 但对国书中所提到的通好、割地岁币、营造崇祯陵等诸事项置之不理。

左懋第请求祭明诸陵，多尔衮不许。

左懋第派人联络吴三桂，吴三桂遣人回话：

“因恐嫌疑，不敢相见。”

但表示自己对南明：

“终身不忍一矢相遗”。

十月二十七日，清军押送左懋第一行南返，途中陈洪范叛变，投降清朝。然后他表示自己可以回南明当卧底，挑拨南明君臣关系，使其内乱，要求清军扣押左懋第、马绍愉。

多尔衮批准，清军监禁左懋第，次年闰六月，清军攻破南京，左懋第不屈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