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遇灾民告状，牵出吴三桂反清檄文，借题发挥，打击朋党

乾隆二十二年，也即 1757年二月初，乾隆帝正在第二次南巡途中，当皇驾经停徐州时，河南夏邑籍的致仕布政使彭家屏赶来谒见。本来一路饱览春光的乾隆心情就不错，见退休官员特地赶来迎驾，他更高兴了，觉得彭家屏不忘皇恩，对他有感情，所以赶紧召见。然而彭家屏给乾隆带来的却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奏禀皇帝，说是他的家乡夏邑和邻县永城去年遭了严重水灾，百姓流离失所，但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却隐匿灾情，没有上报朝廷。

乾隆听了彭家屏的举报后，大吃一惊，但这事又很难让他相信。乾隆为政虽然有好大喜功、奢靡浪费等弊端，但他却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皇帝。他虽然长在深宫，却懂得百姓疾苦，从小有爱民思想。有一年隆冬，宫外天寒地冻，宫内温暖如春，年仅十几岁的乾隆却突然想到了饥寒的百姓，他当即写下一首诗：“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还有一次盛夏时节，他随雍正出猎，看到田间百姓在烈日下挥汗劳作，又顿生怜悯，并题了一首诗：“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一个自幼钟鸣鼎食的皇子，却能知道民间疾苦，心怀仁爱，是他接受了严格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结果。所以乾隆执政后，强调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对赈灾投入很大，六十年里，总计达两亿两白银，他还多次普免天下钱粮。乾隆痛恨忽视救灾的官员，对他们绝不宽贷，他扬言，如敢玩忽赈灾工作，“朕必重治其罪”。

所以乾隆不认为有官员敢于向他瞒报重大灾情，何况图勒炳阿还是深受他信任的大员。他估计是彭家屏与图勒炳阿有私怨，借着一点轻微灾情故意诬告他，因为彭家屏在朝中时，就热衷于朋党之争，而且按朝廷规矩，退休官员应老老实实在家养老，不得妄议政事，因此乾隆对彭家屏的动机充满了怀疑。

过了几天，图勒炳阿也赶来朝见，乾隆就问他那里有没有遭灾，图勒炳阿矢口否认，于是乾隆就命他与彭家屏一同前去调查，然后据实奏报。

图勒炳阿和彭家屏走后，乾隆又责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河南到底有没有水灾，张师载回奏说那里确实受灾严重。乾隆认为张师载为人笃实，不会欺骗他，所以确信彭家屏所言属实，于是严饬图勒炳阿将灾情如实上奏，不得再有隐瞒。

乾隆进入永城境内后，果然见到了许多灾民，他想，夏邑和永城接壤，灾情也应该相同。他担心图勒炳阿会避重就轻，便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去调查，摸清那里灾情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乾隆结束南巡北还时，于四月初七走到了苏鲁交界处，夏邑农民张钦在此拦御道告状，说县官隐瞒灾情，百姓得不到赈济，都快饿死了。乾隆再次责问图尔炳阿，张钦所告是否属实，要他把真实的灾情立即上奏。四月初九，乾隆到了山东邹县，又有夏邑农民刘元德拦驾控诉县官隐报灾情，不施赈济。

乾隆是个很精明的人，他觉得前有彭家屏举报，后有农民接连状告，这绝不会是偶然的，他怀疑这是彭家屏在背后指使，借灾打击图勒炳阿。乾隆历来痛恨这种为了斗倒政敌而破坏朝廷政治秩序的行为，他立即命侍卫成林对告状农民严加讯问，一定要查出幕后主使。成林领命后，很快就审出结果奏报：张钦是出于为民请命的自发行动，而刘元德确实是拿了夏邑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给的钱，按他的意思来告状的，他们想告倒的并不是巡抚图勒炳阿，而是夏邑知县孙默。乾隆大怒，命成林到夏邑去深挖此事的背景。

此时，先前派出去的观音保回来了，他告诉乾隆，夏邑已经连续多年遭灾，而此次更是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夏邑城里乞丐遍地，城外饿殍遍野，灾民们卖儿卖女。由于粮价高涨，人的价格比米价还贱。为了证明他所言非虚，他特意花四百八十文买了两个孩子回来，还出示了卖身契，上面的价格标得清清楚楚，买孩子的这些钱在当时也仅能在小饭馆里吃顿饭。观音保是乾隆心腹，而他又带回了切实的证据，至此乾隆完全相信了夏邑所遭的严重灾害。

乾隆看到灾民如此凄惨，也为之动容，他叹道:"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相顾至此，事不忍言。"他深恨图勒炳阿为推卸责任隐瞒灾情的恶行，于是下旨将图尔炳阿夺职，发配乌里雅苏台，涉事各县的官吏也全部因此坐罪。但是乾隆也不能宽纵百姓的任意上访行为，他要让百姓明白，惩处这些官员，不是彭家屏和张钦等人上告的结果，而是由于他的明察秋毫，为此他专门对河南百姓发了一道圣喻：“传谕各百姓等，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查，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诉也，若因此遂增致长刁风，挟制官长，扰及赈务则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同时，乾隆又下旨免去了夏邑等几个遭灾的县数年来积欠的钱粮。彭家屏则被要求立即返乡，以后不得干预公务。

成林奉命到了夏邑后，与知县孙默一起传段昌绪和刘东震到县衙听审，可是他俩却拒不前往，于是孙墨就派人上门抓捕，并查抄他们的家室，在段昌绪的卧室里查到了吴三桂造反时发布的檄文，段昌绪还在上面“浓圈密点，加评赞赏”。于是孙墨立即上报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又加急奏报乾隆。乾隆知道后，大为震惊，他没料到，清朝已经统治中原百年，可是民间仍有如此强烈的反清情绪，所以他决意要对此事严查细究。在危及统治的事件面前，灾情已经无关紧要了，乾隆的注意力马上从救灾转到了彻查反清势力。他撤销了对图勒炳阿的处罚，称其“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一直宣称最不能容忍官员忽视救灾的乾隆认为，图勒炳阿稽查出逆文的功劳远大于隐瞒灾情的过失，让他官复原职，马上侦办此事。而夏邑县令孙墨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乾隆也让他和永城知县一起“各仍留原任”，参与查办。

在发现了吴三桂的反清檄文后，乾隆怀疑彭家屏也藏有此类反清文字，他觉得，“即彭家屏家亦安能保其必无邪？”于是命直隶总督方承观对彭家屏展开调查，同时命彭家屏进京接受讯问。在刑部的再三逼问下，彭家屏坚决不承认家中有吴三桂檄文，但承认家里的藏书中有几本明末野史，这些书是不应该保留的，同时又表示，他本人没有看过这些书。乾隆哪里肯信，他说：“既云未看，何以即知其不当存留？”又说：“既知为不当存留之书，又故为藏匿，是诚何心？”乾隆的意思是：你既然没看，怎么知道这些书是不应收藏的？你明知不能收藏，却仍然故意藏匿，是什么居心？”然后乾隆下旨，先将彭家屏抓起来，等方承观的调查结果出来再按律治罪。

方承观等人接受任务后，就到彭家屏家中严密搜查，连彭家屏仆人家里都去搜查了，确实没有发现吴三桂檄文。而彭家屏承认的野史也没有查到，乾隆对此很不满意。方承观和图勒炳阿又对彭家屏的儿子彭传笏严加拷问，彭传笏招供说，家里原有《日本乞师》、《南渡录》、《甲乙事案》、《潞河记闻》等书，因为听说段昌绪家被抄，他感到害怕，就把这些书烧了。

方承观最后的调查结论是，彭家屏身为退休大员，不在乡间宣示皇恩，反而挟制干扰地方官员的工作，对赈灾事务指指点点，蛊惑煽动民心，让老百姓认为朝廷的赈灾恩惠是他挺身而出向皇帝上陈的结果。他们确认，刘元德拦路告御状一事，彭家屏不仅知情，而且就是他暗中唆使的。

乾隆得到这个调查结果后，做出判决，将段昌绪处以斩立决，彭家屏以私藏逆书罪赐自尽，还把彭家屏家的数千亩土地均分给夏邑百姓。乾隆还派人深入勘察当地屡遭水害的原因，并拨款兴修水利，杜绝水患。

彭家屏案，看似是一起由赈灾引起的文字狱，实则，乾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借惩治彭家屏来打击朋党。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充分总结了历代败亡的教训，认为朋党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唐朝的牛李党争，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都让国家元气大伤，而清朝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皇子们各拉一帮人马，党同伐异，把朝政闹得乌烟瘴气。由于党争破坏朝野团结、扰乱政治秩序，损害君主权威，所以雍正和乾隆都对党争非常警惕，并且以各种手段竭力破除这种弊端，雍正指出：“朋党最为恶习！”

乾隆朝也存在着鄂尔泰、张廷玉、李卫等权臣之间的朋党斗争，而彭家屏就是一个积极卷入党争的官员，乾隆对他早就不满了。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乾隆帝在上谕中称:“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 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平心而论，鄂尔泰父子，虽未必能比古良臣，而较之李卫，其相去何啻霄壤? 是彭家屏之倾险狡诈，已可概见!”可见乾隆对李卫十分不齿，而彭家屏紧跟李卫，退休还不知收敛，继续与家乡的巡抚争斗，破坏朝廷规矩，深度介入朝政，如此不知进退岂能有善终？这次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一举将他置于死地 ，还震慑了朝中的朋党势力，警告他们不要再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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