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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云国: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宽容仁厚的皇帝

虞云国: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宽容仁厚的皇帝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对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迹的总体评价是:“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这段评价还是相当公允的。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

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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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仁宗仁慈宽厚的遗闻轶事特别多,虽不无箭垛效应,但也折射了历史的光影。有一天早晨,他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失眠腹饥,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什么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说:“宫禁每有取索,外间便为定制。我怕自此以后每夜都要宰羊,杀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进献佳丽送入后宫,谏官王素极论此事,仁宗对他说:“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与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确有其事,她们在朕左右,也很亲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说:“我欲所论,正是亲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赐德用所进之女各钱三百贯即令出宫,当即报来。王素表示:只要采纳进谏,不必如此紧急。仁宗说:“朕虽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见她们眼泪鼻涕地不愿出宫,恐怕也就不忍心赶她们了。你就在这里等回报吧。”不久,内侍来报“事已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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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是家长制的放大。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必定是才俊如云;但有时,在一个平易而宽厚的家长下,子弟倒也颇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属后者。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畅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诗是完全可视为反诗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报了此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是附会,也真实反映了仁宗的为政风格。这种仁恕宽容对“忠厚之政”的风气,对人才的作育培养,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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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历史上真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

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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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以上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蔡襄(书法)、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以上绘画)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而明代李贽更认为: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里只就政治人才略说其荦荦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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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范仲淹。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文正是仲淹的谥号)。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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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富弼。司马光称赞他“温良宽厚,凡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瞅准宋夏交战之际,趁火打劫挑起边界争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谓关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腾得焦头烂额,更担心与辽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敌的境地,想遣使赴辽,被选者都因恐辽症推诿不行。吕夷简一直对富弼不满,便让他出使。好友欧阳修引用唐朝颜真卿出使见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临行对仁宗说:“主忧臣辱,我不敢贪生怕死!”(中略)他在宋朝明显不利的情势下,不辱使命,在对辽外交上展现了卓越才能,次年就迁为枢密副使。其后,他在仁宗至和二年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两度入相,与韩琦同为三朝重臣。

文彦博早在庆历七年(1047年)就位至参知政事,年仅四十二岁。这年十一月冬至那天,贝州(今河北清河)发生了王则领导的士兵起义。王则原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因饥荒流落贝州,投了驻扎当地的宣毅军,当上了小校。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因素,宋代改进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募兵制,用心良苦地把“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让他们参军吃粮,把民间桀骜危险的力量纳入军队的管束。在宋太祖看来,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这种募兵制是消弭民众叛乱的最佳方案。于是,饥寒交迫的农夫,游手好闲的流民,都被投进了军队的大染缸。动乱根苗虽然暂时被转移进军队掩藏了起来,但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诱导因素,就会转化为兵变形式爆发出来。宋代兵变相对频繁,原因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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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的信徒广布于河北、山东一带,约定明年元旦在河北同时起事。事发以后,宋朝一边在各州郡大索“妖党”,被俘者不计其数;一边立即派出知开封府明镐为体量安抚使前往进剿。次年正月,文彦博见贝州仍未攻克,便主动请命。事平当月,文彦博就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也不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头上,称赞明镐“才大可用”,推荐他做了参知政事。

至和二年(1055年),他再次入相。次年正月,仁宗在上朝时突然发病,扶入宫禁。文彦博考虑到政局大计,当即要求内侍及时通报仁宗病情,否则行以军法,同时与其他宰执在宫中日夜轮流值班。知开封府王素说有禁兵告发都虞候谋乱,文彦博了解到那个都虞候决无谋叛事,便与同时任相的刘沆以诬陷罪签署了斩决那个士卒的命令,确保军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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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两个司天官受内侍武继隆的指使,上书请求皇后听政。文彦博拿到书状后,也不给其他宰执看,找来那两个司天官说:“司天官干预大政,可是罪当灭族的!今后可不能再犯。”然后把这事通报给其他宰执,其他宰执都愤怒地表示应将这些僭言之辈斩首,文彦博则以为:倘若斩首,皇后不安。直到仁宗病情恢复,文彦博与富弼等才回私第。史称文彦博“凝简庄重,顾眄有威”,历仕四朝,任将相五十余年。元祐更化时,他受司马光推荐,以八十一岁高龄第三次入相,平章军国重事,成为元老重臣的一种象征。仁宗朝的武将……

本文摘自虞云国著《细说宋朝》,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