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战祸的上百万件文物，穿越大半个中国，竟无一丢失，堪称世界文化史奇迹

《西迁东还：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

龚静染著

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出版

故宫文物南迁北线遗事

这是一部全新视角下的抗战后方人物流寓史。本书共15篇，讲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西迁至四川大后方的故事，包括马一浮、熊十力、叶圣陶、朱东润、南怀瑾、凌叔华、贺昌群、范旭东等，他们或创办教育，或著书立说，或重兴实业等，在川蜀之地留下重要的历史印记。作者查询档案、实地走访，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作了细致入微的探查与研究，对隐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进行有理有据的梳理，再现他们在战乱时局下跌宕起伏的命运。

本文选自该书“肆困厄求生”章节。

故宫文物南迁，是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文物保护行动。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文物被运抵首都南京。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单位的文物，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万里西行，运抵四川，直至抗战后被运回南京。

南迁文物中，相当部分是堪称国宝的历代宫廷收藏，包括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快雪时晴帖》等。南迁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上百万件文物竟无一丢失，几乎未遭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奇迹。

首站入陕

从1937年11月20日始，故宫文物分水陆两路向内地疏散。水路由两艘轮船载着9369件文物从长江经重庆入川，陆路搭乘三列火车，抢运7286件文物，经西安抵达陇海线的尽头宝鸡。

12月到达宝鸡，文物存放在关帝庙和城隍庙。1938年4月11日运往汉中，存放在汉中文庙、褒城县宗营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张寨大庙。

从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载运，每车只能装20多箱，需要三百多辆车次”。正逢冬季，翻秦岭，山有积雪，山路溜滑，非常危险。好在有西安行营帮助，用了48天把文物运到了汉中。

刚安定，行政院又来命令，把所有文物运到成都储存。是年5月，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与古物馆馆长徐鸿宝先期到成都落实储存之地。在四川省政府帮助下，决定落点在蜀中千年古刹大慈寺。

随即，故宫博物院与四川公路局和新绥汽车公司（当时四川仅此两家汽车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合约。由于汽车公司坚持要收取回程空车费，故宫虽耗费沉重也只能无奈接受。

当然他们也想再探其他途径。就在故宫的人先期探路到成都的途中，他们突然想到：“西北一带缺盐，如能接洽四川盐务局运盐到汉中，岂非一举两得？”

盐商助运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联系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5月上旬，马衡院长与缪秋杰在成都会面，希望能以运盐到陕来弥补一点运费。缪爽快答应，事实上就在一年后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亲到上海组织抢运淮盐。

1938年5月20日，缪秋杰委派府岸督销委员陈炜崇专程到五通桥落实运陕之盐。陈宣布了四川盐务局的决定，即从5月底始，五通桥的积盐可向陕南输销，场价运本暂不计算，到陕西卖盐后，得价若干，再行分配。

盐商当然知道新的市场意味着什么。他们认真算了回账：从成都到汉中566公里，汽车每辆载盐36担，每公里每吨需油费4角5分，折合每担运费7元零7分，又陕南附加每担3元，这还不包括从五通桥到成都的运费，以及在蓉陕两头的上下货费用，且陕南市场的盐能卖多少也茫然不知。如此，此行得不到好处，还可能血本无归。

商人喻于利，没人愿干这事。有人建议发电文婉拒。电文的态度明确：“（运盐之事）不知财力是否胜任，徘徊揣测，遵命无从，希另行推销陕南有效办法。”但这封电报终究没有发出去，因为盐商中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提出不能光算经济账，还应从支持抗战的角度考虑，何况故宫文物疏散后方是大事，商人不能只重利，在国家危难之际，此事可当义举。

支持的盐商最后占了上风，首批一千担盐准备起运。起运前，乐场的场商和运商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经讨论做出三项决定：一是此次运陕的盐在运费及盈亏上各自承担一半；二是为争取时间，首批盐从成都拨借岸盐一千担，不从乐场转运；三是场商处派曾俊渊、运商处派叶文恭作为代表随车押运。

运送故宫文物的汽车

故宫文物从5月26日开始由四川公路局五辆车转运，第一批到达成都已是6月中旬，距文物全部运到汉中仅一个半月。

暂存大慈寺

存在汉中的故宫文物陆续运抵成都，集中放在大慈寺内。

为了寻找和落实储藏之地，成都方面早就行动了。1938年4月24日，文物还在途中，四川省政府就密令“四川省会警察局”秘密查找文物藏身地点，《四川省政府密令秘字第4358号》言“本府近因重要器物需地屯储，兹查有大慈寺之大雄殿及藏经楼上下两处房屋宽敞，适宜堪以借用”。

寺院并不清楚是何“重要器物”，虽答应借用，但佛教友会原先占有的几间房屋却不愿腾让出来。为此，省政府饬令警察局不得迁就，要求该院立即“腾出房舍，俾便大慈寺军队移驻”。但寺庙方一直未积极响应，而故宫文物即将运抵成都。4月26日，四川省政府以“待用孔急，未便任其违延，致误要公”为由，要求警察局“立派要员前往交涉，勒令立即腾出”。

故宫文物搬进了大慈寺，又面临新情况，因寺庙是烧香拜佛之地，极易引发火灾。这不得不让人时刻警惕。

故宫文物入驻大慈寺，和尚颇感不便，且对“无偿占用”也颇为不爽。住持果澈和尚以房屋被借为由，“呈请酌给生活费”。故宫考虑到实际情况，一次性给了一千元作为补助。

在驻守方面，以前大慈寺的天王殿和山门有一队成都警备司令部163师部的驻兵，故宫文物运进后就让他们转驻文殊院，让四川警备司令部“派有排长一名率士兵两班，来院保护”。故宫博物院也为驻守士兵发一些补助。从1938年11月始，“由本院按月发给津贴伙食费五十元以资奖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蓉字第121号）。

这时，四川公路局又来说要征收文物车“载盐通行费”，这就让故宫博物院不能承受了。1939年6月27日，故宫博物院只得请四川省政府出面要求免收。虽然四川省政府发函通知四川公路局免去此项收费，但从中也可看出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遭遇的种种艰难。

转运峨眉

故宫文物终于从汉中运到了成都，“综计是次文物迁储，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廿六日。其运清期，汉中与褒城有先后，汉中为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七日，褒城为同年六月廿七日。本院驻陕办事处，即于褒城文物运清之日裁撤。”（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也就是说，文物从汉中运到成都花费九个月，而从褒城入川的文物，前后断断续续总共耗时一年多，有一部分未在成都停留，直接运到了峨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进入1939年后，战事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上，就在故宫文物从汉中文庙运走一个月后，文庙就被日军炸毁。文物虽幸免于难，但轰炸让南迁四川的故宫文物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文物运到大慈寺后，日军空袭随时都在威胁着成都。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机首次空袭成都，轰炸外北机场及外南机场，在南门炸死卫兵一人，炸伤三人。故宫博物院想到大慈寺一旦暴露，将非常危险，“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最好在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津再找一处分藏文物。

1939年1月30日，故宫博物院给四川省政府发去公函，请求转令新津县政府商借玉清道院（现新津县纯阳观）存储文物并协助办理。2月6日，四川省政府函复照办。

3月10日，故宫博物院召开第三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所有文物迁往“嘉定一带觅洞存放。限一个半月办竣”。

1939年，日军疯狂轰炸重庆。4月，马衡接行政院命令，要求水路到重庆的文物需三星期内运离重庆，存于成都的文物限5月底运往峨眉。当时，陕西运往成都的文物还有一小部分未运完，只能直接运峨眉，“是时运到成都文物，计已入库者，六五九五箱，又行提出复行峨眉；其余六九一箱，则随运到而随转，不再入库。成都已成为一转运站矣”。

为转运而打前站的工作，首先是护卫。1939年4月28日，故宫博物院发函四川省政府，请求沿路的安全保护防卫。5月1日，四川省政府给成都到峨眉沿途的华阳、双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夹江、峨眉等县发出训令，要求各地执行保护任务。

选址也很迫切。乐山安谷乡乡长刘钊的出现非常重要，且对故宫文物后来八年的作用也非常大。刘略通文墨，是袍哥人家，更是一方实力人物，他对文物迁到当地非常支持。选址安谷时，刘前后张罗，起了关键作用，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顾问。

1939年6月24日，成都大慈寺的文物全部运抵峨眉，但陕西方面还在源源不断地转运之中。7月11日，7000多箱珍贵文物终于一路颠簸全部到达峨眉，存放于峨眉县城东门外大佛寺（现峨眉二小）和西门外武庙（现峨眉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