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或者谎言(美国历史上的三大谎言)

司马迁与班固，真的相信高祖刘邦是他的母亲梦见赤龙而孕育的吗？

他们真的相信刘邦斩了一条大蛇，之后有个老妪哭诉的故事吗？

大约不会。但他们依然这样写下来，而且想让后世的人相信这是事实。在本质上，这是在说谎；其所讲述故事的性质，毫无疑问，是谎言。

什么是谎言？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Ekman)给出的定义是:“说谎是一个人存心误导别人的有意行为，事先未透露其目的，并且对方也没有明确要求被误导。\"显然，后世的读者，包括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向司马迁、班固等前世的史家提出“被误导”的要求(我们不会想要一个假话连篇的历史叙述，即使有人想，也无法告诉司马迁、班固等前世的史家，他们也无法倾听我们的要求)；至于史家是否“存心误导”我们，他们也从未透露过，所以，如果确实误导了我们，我们就只有认定他们是“有意”的了。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史书中那些几乎可以确定不可能属于事实的叙述与记载，都是谎言。

当然，撰写、编纂史书的史家，往往并非谎言的始作俑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是受骗者。《汉书· 外戚传》中记述了好几起后妃梦见异象之后怀孕生子或怀孕之后梦见异象的故事，如景帝王皇后(武帝之母)怀上孩子(后来的武帝)之后，告诉太子(刘启)，说是梦见太阳跑到了自己的怀抱(“日入其怀”)；太子回答说:“此贵征也。”很难确定这个故事是王皇后编造的，还是武帝即位后好事之臣编造的，不管怎样，都可基本断定它是谎言。此类记述，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也就是谎言本来是历史中的一些人编造的，史家明明知道它是谎言，却仍然因袭谎言，将谎言记载了下来。

史家明知其事为伪而仍书之，并希望后世之人信以为实，这当然是典型的谎言。梁任公曾比较《三国志· 魏书·武帝纪》与《后汉书·献帝纪》中关于曹魏代汉过程的不同记载。

按照《三国志·魏书》的记载，曹操由魏公进爵为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警跸、着王冕十二旒，曹丕嗣魏王之位、受禅，皆出于汉献帝之命，完全没有谋夺皇位的迹象;而在曹丕受禅之前，黄龙见，白雉现，凤凰集，吉瑞频出，显示出天命将有所归。这当然都是谎言。《后汉书·献帝纪》的记载彻底揭穿了这些谎言，它用一个“自”字揭示出所有这一切，都是曹氏父子“自为之”，汉献帝不过奉曹氏之命而已。不仅如此，《后汉书》还记载了日食、大疫、星孛等灾异之事，以见出天将示戒。如果说黄龙、白雉与凤凰之见出于捏造的话，那么，《三国志》对于日食、大疫、星孛的漏载，则显然是有意地隐瞒。我们知道，隐瞒真相与捏造事实， 乃说谎的两种基本形式。

所谓“捏造”，就是把假的信息当作真的说出来。实际上，历史文献中的捏造并不稀少，比比皆是。梁任公曾经举隋末的王通为例证，这个人自比孔子，把当时的将相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徵、李勣等都攀认作自己的门人弟子，并与自己的弟子们 一起合作撰写了一部《文中子》，记载他与那些假托为自己弟子 的名人大臣的问答语录，好像真有其事一般。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很多墓志、家传、行状之类文献中，有关墓主、族中列祖、人物之嘉言懿行、美德善事以及广得拥护、赞颂的记载，相当一部分都可能出自捏造，至少是夸大或出于增饰、润色的需要。

夸大与增饰，由于其故意性不是很明显，而且有一定的事实作为根据，所以不可完全看作谎言。梁任公尝引子贡之言曰: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引庄子之言“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以为无论何人作史，“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上文所举“夫人遂转乡歔欷而不复言”，当属于史家之想象与修辞，即属于此例。夸大与增饰，如果超过了许可的程度，就会演变为谎言。当然，这样的谎言，一般易于识别。

就说谎而言，隐瞒真相比捏造事实来得容易，因为捏造即使将故事编得再怎么天衣无缝，谎言还是有可能被勘破。我们在生活中，会因为各种原因，随机地说一些谎言，善意的或不善意，有功利心的或无功利心的。我们大概都会不同程度地说过的这种谎话，也都有经验与教训：说了一句谎话，就要有一大堆的立谎话来完善它，从而形成一个“谎言系统”。而我们常常“记不历住”自己说过的谎话，所以下次要圆谎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据叙说林肯(Abraham Lincoln)曾讲过，因为他自己记忆不好，所以本便没有说谎的本钱。而隐瞒则不太有这种担心，因为隐瞒只是保留某些事实不说，并没有说出任何不实之辞。在《三国志》的记载里，隐瞒了建安末年的灾异，如果不是有《后汉书》的记载， 我们就不会知道曾经发生过的这些灾异了。同样，它隐瞒了曹魏代汉的真相，如果不是有《后汉书》及裴松之所引《献帝传》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几乎也无从知道其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今天，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地说过谎言。比如我们在写各种申请书时，陈述我们从少年时代甚至是童年时代以来的信仰，我们知道大部分是谎言。这里其实并不涉及正当或不正当，全看我们自己以及社会的认知而定。无需列举更多的例证，文书、统计资料、档案，乃至极度私密化的书信，其中都可能充斥着谎言，既有捏造事实的，还有隐瞒真相的，也有高度夸大或增饰润色的。当这些谎言被以文字、图象等形式记录下来，它就可能成为历史叙述的一种来源。

“历史”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是指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和研究。前者是历史，是客观的，是唯一的(因为历史过程是不能重复的)；后者是历史学，是主观的，多种多样的(极端言之，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自己对历史的叙述与解释，所以可以说历史叙述与阐释是无穷多的)。我们所赖以程度不同地认知客观的历史过程者，是前人留下的诸种形式的历史叙述与资料。

傅斯年先生说:“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将研究历史过程的资料喻为“劫灰中之烬余”，虽然强调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然仍然肯定资料的客观性。何炳松先生则断然否定史料的客观性，谓: “就史料所供给之消息而论，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人与物。人死不能复生，物毁不可复得。故史家所见，皆非本真，盖仅心云上一种印象而已。其二为人群活动。史家所知者亦仅属主观之印象，而非活动之实情。其三为动机与观念。其类凡三：一系撰人自身所表出者，一系撰人代他人所表出者，一系吾人以己意忖度而得之者。凡此皆由臆度而来，非直接观察可得。故史之为学，纯属主观，殆无疑义。”我们调和二家之说，以为“灰烬”固然是由于人主观所为且留存，而史家“心云上之印象”则必有实物作为“印象”之底本，而非能“无中生有”(除个别外)。

毫无疑问，所有的史料———无论其为文字的叙述、实物的遗存，抑或现实的积淀，都与人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是人留存下来的(无论其有意或无意，也都与“意”有关联)。直白地说，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人”写的。所以，人们所知道、叙述的“历史”，不是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人类记忆中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的相关素材。当然，这些记忆的素材所根据的乃客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但人们所面对的所有东西，不过是经过记忆选择过滤之后的素材，或者说，是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的主观映象，而非其本身。而大部分的历史文献乃至口头资料，又并非历史事实发生过程的“即时性记忆”，而是事后的“回忆”乃至“追忆”。

无论是记忆、回忆与追忆，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过程、事件的或事物映象的述说，是某个时代的一部分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立所生存之环境、所经历之事件、所听闻之事实的一种感知与记历忆，它们不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通过这些史料，所可叙窥知者，首先而且主要是那些人的感知与认识，然后，凭借辨析本能力与想象力，或许可以触及某些客观的历史过程与事实，但当著作者将自己的感知与认识撰写成文，所反映者也只是著作者的认知，而绝不是所谓客观的历史过程与事实。至于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物质遗存，亦即所谓“实物资料”，也是经过选择，甚至重新“建构”的；被认为最具“科学性”的考古资料，在其发掘、整理、报告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环节未经过“重构”。当考古工作者选定一个遗址确定发掘时，这个“重构”就已经开始 了。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物质遗存，都是历史过程中的某些人或人群“选择性”地遗留下来的，虽然这种“选择”未必是主动的、有意的。

因此，历史记录乃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表述方式，人们又是通过历史记录而认识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事实的。有“客观” 的历史过程，却从没有“客观的历史叙述”。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史料，都是“主观”的，建基于其上的“历史叙述”，更只能是主观的，是“人”对于客观历史过程的“主观叙述”与“主观认识”，是各种各样的智性组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叙述与认识者主要立足于自身探索人性的需求而形成的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分析与认识，可能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绝非千篇一律。对于同一宗历史事件，同一历史过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叙述和解释，从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历史叙述与认识。而对于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历史叙述在怎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会成为主流话语，又是哪一种历史叙述对哪些特定 的群体有意义。

因此，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也许并非透过历史资料去探索所谓“历史真相”，弄清“唯一“的客观历史；更重要的乃将各种历史资料看作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或人群对历史的述说与认识，去分析这些述说与认识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如此叙述与认识，以及这些述说与认识对怎样的群体有意义、有怎样的意义，等等。换言之，历史学家所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是历史叙述与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更多的是人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运动的，而不再是历史过程是怎样运动的。

虽然所有叙述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或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历史事实就不存在或不再重要。福建的某一支家族，不管其族谱中提供多少证据，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原的某个望族，如果事实不是，再多的叙述也仍然改变不了事实。问题在于，真实的历史事实越来越不再有意义，人们关注的、使用的，可能更是那些并非事实的“历史事实”，叙述中的“真实”压倒了客观历史中的“真实”。在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今人)面前，历史事实是苍白无力的，而叙述中的“事实”却是光彩鲜艳的。三人成虎，曾参杀人，“叙述中的真实”之压倒“历史中的真实”者，或且有甚于此。

本文摘选自

全书分五章，讲述了汉书的成立及其本原、成功的天子与失意的皇帝、霸王道的治理实践、侠客与儒生的世界、汉代农民的生活与社会。第一章，讲历史叙述的本原，探讨当时的人对于历史事实的认识。历史事实是唯一的，也是客观；历史叙述则是主观的、复数的。第二章，讲皇帝，力图通过历史文献和历史叙述，将神秘的天子拉下神坛，还原为普通的人，进而探讨皇帝的“人性”。第三章，主要讲汉代的官僚，特别分析了循吏与酷吏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体现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进而讨论了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策略和意识。第四章，讲侠士与儒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仁与义均能在儒生与侠士身上看到，而一文一武作为某种势力恰恰是皇权需要消灭或者驯化的。第五章，讲普通百姓，“编户齐民”，他们不仅仅是簿册上的数字符号，更是活生生的人。有了人，才有国家，而不是相反。历代史书上基本见不到普通百姓的存在，本书仍然努力爬梳史料，力图描摹“民”的面貌。全书提供了我们理解历史，特别是“阅读”当下的一种框架或模式——供给读者一种认识自身、认识所处社会时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