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都是货币化惹的祸？｜正略名家(陈志武货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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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志武

来源 | 《财经》

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从皮克迪、斯蒂格利茨到其他学者，都认为改变资本制度是纠正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

一个事实是：上帝创造的人并非人人天赋平等。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做科学、像盖茨那样做电脑，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励发力。

当然，也可以像计划经济那样禁止货币化、金融化，使经济活动完全实体化，亦即让收入和财富都只能以粮食、动物肉、鱼、衣服、房子、土地等实物体现，使人类交换也只能按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那样，人的成功不再以货币收入、金钱财富多少体现，而是以赚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鱼、多少斤粮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间房子来衡量。

正如前面所述，如果是这样，顶尖天才的潜力发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停止，因为人体每天的热量需求毕竟只有三四千卡路里，吃多了会长胖，所需要穿的衣服也不会因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大热天穿多了会受不了，等等。因此，当经济完全实体化并禁止货币化时，等于给每个人的收入追求和财富追求设定上限，抑制天才最大化发挥潜力的动力。

比如，假如土地的多少是个人成功和财富的唯一标准，也是财富的唯一载体，谁拥有的土地多，谁就是社会中更加成功的人士。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的财富就会很有限，因为世界的土地量是给定的、有限的。同理，以黄金、银子作为成功、财富的唯一度量，最终也会限制能者的激励，因为这些实物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是不能再创造的，会限定世界财富总量。那样，创业、商业就都成了零和博弈。

也就是说，用实物作为财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征，只会把商业、把财富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零和博弈下的创业难有价值创造。因此，就有了基于信用货币的现代经济之前人类社会普遍鄙视商业、鄙视创业。

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信用货币量、金融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

腾讯公司只有几栋办公楼，但它的总市值却超过1.1万亿港元；阿里巴巴集团上市后的市值也会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等等。这些公司的市值显然不是因为它们占土地多少、楼房实物资产多少来定的，而是对这些公司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货币化结果，是对未来定价的结果，不是基于过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劳动时间投入的多少而定的。腾讯股权、阿里巴巴股权所代表的金融财富不是靠取代或挤压其他财富所得，是中国财富的纯增量。

世界上可以创造的公司数量没有上限，创业者每多创造一个成功的公司就给世界金融财富提供新的增量，所以，过去近200多年里，随着货币化、金融化的深化发展，不仅创新创业者、企业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发挥他们的天赋潜力，而且人类总财富和收入在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在金融化使财富创造不再是零和博弈、财富分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不能再像人类社会货币化之前那样看待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因为现在的收入差距跟之前不是同一回事，不完全可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只要社会保障体系让低收入群体能体面生活，富有者的金融财富增多之后更多是一些让人感觉良好的数字而已。

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为贫富差距担忧，尽管回头看，过去许多担忧是多余的。

正如皮克迪教授在书中总结的，在18世纪末人类还处于农业时，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载体，当时的思想家就担心土地分配差距会使人类走向致命的不平等，“均田地”总是很有号召力。在那时期的李嘉图看来，随着人口和产出的双增长，土地只会变得更加稀缺，土地价格和租金收益只会越来越高；如果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那么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土地分配不再被看成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马克思观察并判定：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才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拥有厂房、机器设备等工业资本的人必然会占有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份额，而劳动者的所得占比只会越来越低，让工人阶级走向长期贫困，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可是，过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工业资本分配不平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毁灭性革命，资本主义继续调整适应至今。

到今天，皮克迪、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也不把注意力专注于机器设备、厂房等有形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上，而是到金融资本上找“掘墓人”。

因为金融资本比土地和工业资本具有更加快速、更加低成本的流动性，所以，一旦发现高收益预期的投资机会、创业机会，金融资本家可以比土地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更轻松地将资本投于其中，能更快更多地赚取数倍的投资回报，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流动。

于是，在今天的世界，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竞争中胜出。那么，金融资本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差距是否会最终把人类带向革命呢？是否真的是“这次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说金融化与现代技术带来的赚钱方式变革只是“肥了”金融资本家，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利益。但是，基于金融资本的PE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使众多草根出身的创业者成为亿万富翁——李彦宏、马化腾、俞敏洪等这些新一代亿万富翁，如果我们还是处于没有货币化的土地财富和产业资本时代，他们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带来了更好的草根群体上升通道，让我们更加靠本事，而不是都要靠“拼爹”才能成功。

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以前只是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电脑，在竞争带来的价格大跌之后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能用得起。今天的国人不出国门，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耶鲁大学希勒教授的金融学课程；网络医疗的进步，使得以前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的医学会诊，普通人也能享受。IT业的产品在销售到一定的数量、获取必要的收益之后，再免费提供给民众，也是零成本的，等等。这些无疑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的均等。

看到皮克迪教授《21世纪资本论》，我们会本能地想到要通过制度调整，去强行“纠正”收入分配，而忘记在现代经济体里最为根本的是消费分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结构。

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

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第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第三，通过更加自由的货币化、金融化，给能者提供最大化发挥潜力的正面激励。只要能做到这些，成功者实现的合法收入再高，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庆祝。

关于作者

陈志武，正略书院专家理事，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基金讲席教授、耶鲁大学前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