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企图废立皇帝，6次率军惨败，为何还说北宋无“宦官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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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在北宋既有受到皇帝信用的一面，以致他们广泛参预政事并卷入政争，又有受到朝廷抑制的一面，宦官内朝难以形成，因而其权势再大，也很难像唐代后期那样废立皇帝、生杀大臣。

蔡东藩认为宋代“抑制宦官，没有阉祸”，可谓言之成理，其片面之处在于对宦官受到信用这一面视而不见。

柴德赓强调不应受北宋皇帝不让宦官参政这类虚言假语所迷惑，固然持之有故，其不足之处在于对宦官受到抑制那一面有所忽视。

至于张燧、黄宗羲则把宦官的权势和危害无限加以夸大，他们的北宋亡于阉祸之说不足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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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宦官参与的党争

北宋宦官卷入的政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皇室内部的纷争。

有据可查的始于宋太祖死时，王继恩站在宋太宗一边，公然违反宋太祖宋皇后的旨意，促成宋太宗登基，宋太宗因而“忠之，自是宠遇莫比”。

此后，这种现象时或出现。如王仁睿在宋太宗时，秉承宋太宗旨意，参与告发宋太宗的弟弟秦王赵廷美谋反，结果赵廷美被谪贬到房州（治今湖北房县），不久忧悸而死。

阎文应在宋仁宗时，先取悦于深受宋仁宗宠爱的杨、尚二美人，大力怂恿宋仁宗废掉郭皇后；后来又以杨太后为后台，迫使宋仁宗将杨、尚二美人赶出宫门。

任守忠在宋仁宗曹皇后垂帘时，攻击其养子宋英宗，以讨好曹皇后；曹皇后卷帘时，立即转而投靠宋英宗，诽谤曹皇后，以致这两母子关系一度紧张。

郝随、刘友端在宋哲宗时，为深受宋哲宗宠爱的刘婕妤出谋划策并赤膊上阵，结果孟皇后被废黜，刘婕妤得以正位中宫，而孟皇后的亲信宦官则惨遭审讯。

直到北宋末年，做了太上皇的宋徽宗与其儿子宋钦宗仍相互猜疑，宋钦宗的亲信宦官梁平、李彀甚至主张在宋徽宗从镇江返回开封时，即使不拒之于城外，也应严密加以警备。

另一类是官僚之间的党争。

如宋真宗时，寇准与丁谓两位宰执大臣相互党同伐异，宦官周怀政与寇准串联通同，而雷允恭则同丁谓沆瀣一气。宋仁宗时，以吕夷简、张耆为首领的二府大臣与孔道辅、范仲淹为代表的台谏官员相争，阎文应党附二府，攻击台谏。

熙宁年间，程方支持新法，出任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史称他“挟（王）安石势而慢韩琦”。

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因受到宋神宗重用而视为新党，到元祐初年受惩处。元祐年间，张士良等8人因受到宋英宗高皇后信用而被视为旧党，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被列入元祐奸党碑。

2、北宋宦官惹下的乱子

北宋宦官除了卷入政争而外，还捅下了些乱子。这些乱子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率军作战惨败。

如康定元年(1040)，宋军与西夏军队在三川口（在今陕西安塞东）遭遇，鄜延都监、宦官黄德和带兵首先临阵脱逃，刘平、石元孙两名将领兵败被俘，战后黄德和因此被处死。

更为典型的事例是李宪、童贯和谭稹。李宪在元丰四年(1081)，趁西夏发生政变，率领40万大军，兵分5路，攻打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这场势在必胜的战争居然以损兵折将近20万而告终，宋神宗“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能寐”，从此身染疾病。

童贯担任陕西宣抚使期间，熙河经略使刘法在他的迫使下，于宣和元年(1119)三月，冒然同西夏军队交锋，刘法战死，丧师10万；担任河北宣抚使期间，宋军在他的瞎指挥下，于宣和四年五月、十月，两度惨败于行将覆灭的辽朝军队，士卒死者百余里。

谭稹从宣和五年七月到六年九月，接替童贯出任河北宣抚使，他在战争中，同样怯懦退败。童贯再次担任河北宣抚使以后，金朝军队在宣和七年冬天刚发动进攻，他在太原立即逃跑。

无怪乎当时人不禁慨叹：

国家近年边事，专委童贯、谭稹，终成大祸，几危社稷。

另一类是企图废立皇帝。

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王继恩在宋太宗病危期间，串通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企图拥立已被废为庶人的宋太宗长子赵元佐这个精神病患者为皇帝。

号称大事不糊涂的宰相吕端得知这一企图，果断予以制止、王继恩等人被贬黜并流放。

另一件是周怀政在宋真宗重病期间，申通一批同伙，企图杀掉宰相丁谓，拥立太子赵祯为皇帝，奉宋真宗为太上皇，废宋真宗刘皇后为庶人。

丁谓事前得到密报，在宋真宗和刘皇后的支持下，抢先将周怀政逮捕并处斩。不过应当替周怀政说句公道话，他的企图原本出自宋真宗的旨意。

事情是这样的：

宋真宗在大中祥符末年得病，“自疑不起，尝卧枕（周）怀政股，与之谋，欲命太子监国”。当时周怀政兼任管勾左右春坊这一颇为重要的东宫官，他对此自然十分赞成。

按照王朝的规矩，周怀政错就错在不该把这一宫廷重大机密告诉宰相寇准。

寇准得知此情，立即向宋真宗建议：

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

宋真宗“然之”，当即点头认可。后来，宋真宗不知是老来健忘，还是屈服于来自刘皇后方面的压力，竟出尔反尔。

此外，据说任守忠在宋仁宗晚年，曾“居中建议，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遭到宋仁宗拒绝，陈衍在元符年间，“撼太子”，太子“惧，多以邸中旧宝带赂之，得稍止”，童贯、梁师成、杨戬在宋徽宗时，“有动摇东宫意”。

这3件事，详情难考。至于传言宋英宗高皇后和宰相王建在宋神宗病危期间，打算抛开宋神宗之子延安郡王赵煦，另立宋神宗之弟雍王赵颢为帝，宦官张士良等曾参与其事。这种说法事涉当时的党争，多半是出自蔡确、章惇等人的编造。

3、为何说北宋无“宦官之祸”？

北宋没有发生所谓宦官之祸，《宋史·宦者传序》将其原因简要地概括为：

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

此说是否完全确当，下面分别从皇帝与宰执大臣两个方面来作些考察。

首先，皇帝对宦官既信用又抑制。

宋太祖所推行的防弊之政“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太祖对宦官加以信用，只不过是利用此一政治势力去制约彼一政治势力，而宦官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

宋太祖及其后继者抑制宦官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5条。

一是控制宦官人数。

唐太宗为了防宦官势力膨胀，把宦官总数控制在100人以内，封建史家传为美谈。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严，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规定宦官年龄在30岁以上，又无养父，才准许养子1人作为继嗣，并在乾德四年(966)六月、开宝四年(971)七月两次下诏申严此禁，敦促“所在严加觉察，违者不赦”。

宋真宗以后，宦官人数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朝廷不时重申禁令，甚至暂停宦官养子。如宋仁宗在皇祐五年(1053)闰七月，将宦官限额调整为180人。

宋哲宗在元祐二年(1087)二月，又把宦官限额压缩到100人。到宋徽宗宣和年间，宦官总数才完全失去控制，“动以千数。

二是设立宦官阶官。

而北宋则为内臣设立了独特的阶官体系，以区别于文官、武将。

元丰年间改革品阶制度时，有大臣“请并内侍官名易之”，宋神宗反驳道：

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

很清楚，所谓“深意”，就在于歧视宦官。北宋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贴祗候内品到较高级的东头供奉官（后改称供奉官），凡11阶。现据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九月颁布的《改武选官名诏》列表如下，表中的旧官是政和二年以前的名称，新官则是政和二年所改。

东头供奉官之上的高级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皇城使到最高级的延福宫使，凡6阶。

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以上内臣阶官除皇城使而外，是宋太宗以后为安排功绩卓著的宦官而陆续设置的。

如宣政使是宋太宗在淳化五年(994)八月为奖赏王继恩而特置的，其用心则在于显示宦官有别于文臣、武将。此外，昭宣使特置于淳化四年二月，以奖赏王延德等；宣庆使特置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奖赏李神福；景福殿使特置于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以奖赏刘承规。而延福宫使则是在明道元年(1032)特置的。

第二，以上内臣阶官“临时用例，取旨改转”，普通宦官与此无缘。

三是压低宦官品级。

唐代初期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最高官为从四品上，这常常被人作为唐太宗压抑宦官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加以称道。

北宋初年，内中高品都知、押班为宦官最高官，不过是正六品；景德三年(1006)五月增设的入内内侍省都都知，号称内臣之极品，也不过是从五品，其品阶仍低于唐代初期的内侍。

北宋都、押班的月俸钱为25贯，只能同当时的县令相比较，河南、洛阳县令为30贯，万户以上县令为20贯，宦官最高官虽高于后者，但低于前者。与文臣、武将相比，宦官升迁相当难。

文臣、武将都有一定的升迁年限，可是宦官不能照此办理。

史称：

宋初以来，内侍未尝磨勘转宫，唯有功乃迁。

宋仁宗在景祐年间，下诏对此略加放宽：

内臣入侍三十年，累有勤劳，经十年未尝迁者，奏听旨。

庆历以后，宦官“有劳至减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劳至高品已上者。”针对这一现象，宋仁宗在嘉祐六年(1061)又下诏加以限制：

内臣入侍并三十年磨勘，已磨勘者，其以劳得减年者毋得过五年。

磨勘是指官员在升迁官阶时的考课。

按照北宋初年的规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职，必须具备以下4个条件：

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又带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岁已上及历任无赃私罪，方预充押班等。

带御器械是皇帝身边的近侍。至于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过观察使，宋真宗以后不过节度观察留后即承宣使。到大观二年(1108)五月，童贯才成为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宦官节度使。

南宋史家李心传说：

真庙以来，宦者官虽尊，止于遥郡承宣使而已。宣和间始除童贯、杨戬、梁师成、谭稹、李珏、梁方平等十许人，靖康初政皆贬夺之。

所谓“遥郡承宣使”，遥郡是指带有阶官，以区别于不带阶官的正任。正任的地位高于遥郡。

四是限制宦官活动。

王禹偁讲，宋太祖时，宦官“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后来，宋太祖不准宦官“采听他事”的旧规尽管遭到破坏，可是宦官的活动仍然受到某些限制。如元祐三年(1088)九月，明文规定：

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

嘉祐三年(1058)六月，贾昌朝将出任宰相，但遭到台谏官弹劾：

昌朝建大第，别创客位以待宦官。

结果不仅未能拜相，反而丢掉了枢密使。

嘉祐五年十一月，陈升之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右司谏赵抃上疏反对，理由是：

升之交结宦官，进不以道。

双方的矛盾始终无法调解，宋仁宗只得把他们统统解职。

宦官阎士良在宋仁宗时、任守忠在宋英宗时、陈衍在宋哲宗时受到惩处，其罪名之一便是“与中外大臣交相结托”。不仅宋真宗即位之初，见到王继恩“士人诗颂盈门”，便“恶其朋结”，就连昏君宋徽宗发现宰相王黼与宦官梁师成秘密往来，也“大不乐”。

对于内臣不得与外官交结这一禁令，某些宦官能够加以遵守，号称“约己慎履”。

五是不许宦官掌机密。

这项措施尤其重要，用宋朝人的话来说，即是：

貂珰不以典机密。

此举被当时人称颂为“祖宗良法”。北宋初年，宦官曾经通过通进、银台司，预闻机密。通进司的主要职责是领天下章奏案牍及文武近臣奏疏进呈，而银台司的主要职责则是掌抄录天下奏状案牍事目进呈并发付有关机构检查，这些职责都事关朝廷机密。

宋太宗在淳化四年(993)，任命文臣向敏中、张永为同知通进、银台二司公事，并改变了二司的隶属关系。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避免“内官”即宦官预闻机密，因而直到宋光宗时，权侍左郎官刘光祖还对此称赞备至：

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渐也。

如果说后来的明代设有名叫“内书堂”的宦官学校，以致不少宦官文化素养相当高，从而为他们掌机密提供了条件，那么宋代通常不许宦官学习文化。

宋仁宗时，宰相贾昌朝在兼任侍讲期间，曾以编书为名，“其实教授内侍”，大臣们上疏反对，宋仁宗予以采纳，史称“谏官吴育奏罢之”。因此在宋仁宗以前，宦官当中还有刘承规、张继能等“好儒学”、“喜读书”，孙可久、裴愈、裴湘等“好吟咏”、“有诗名”。可是宋仁宗以后，这类记载明显减少，即使是梁师成尽管附庸风雅，然而“实不能文”。

难怪宋人往往如此轻蔑地说：

宫中左右皆阁宦，有何知识？

说到梁师成，人们都知道他以内掌机密而于史有名。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内枢密使、翰林院使以及明代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之类是固定的制度，而梁师成在北宋则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外，两者差别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唐代后期宦官得以专权，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让他们掌机要、典兵权、任监军，以致形成了凌驾于宰相之上的局面。

按照宋代的所谓“祖宗家法”，不许宦官掌机要。北宋率军作战的宦官虽多，但能够像唐代的神策中尉那样独掌兵权的，只有童贯一人。莫说走马承受，即便钤辖、都监、巡检之类，其地位和权势，都不能同唐代的监军使相比。应当说宦官内朝在北宋是不存在的。

即使以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宋徽宗亲政期间而论，当时并非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在这六贼当中，恰好是外官3人即蔡京、王黼、朱勔，内官3人即童贯、梁师成、李彦。至于其首恶，则非蔡京莫属。他们在发迹之时曾相互利用，得势之后又互相牵制。尽管当时人有梁师成“贵震一时，虽蔡京、童贯皆出其下”，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并不可信，其实他们的权势因时而异。

从总体上说，宦官仍然难以凌驾于宰相之上，至多只能平起平坐而已。

其次，士大夫与宦官的对立

再就宰执大臣方面来说，他们与宦官既对立又勾结，通常是以对立为主。

宰执大臣一般主张对宦官的权势加以抑制，对用事的宦官加以制裁，其态度比皇帝更坚决，其武器则是上述抑制宦官的所谓“祖宗之法”。前面已经讲到，宰相吕端、丁渭分别在宋太宗死时、宋真宗晚年，有效地防止了宦官王继恩、周怀政废立皇帝的图谋。

到童贯建节之后，他同蔡京的关系已由相互交结变为互相攻击。

一次，宋徽宗打算将童贯封为使相，当上了宰相的蔡京坚决反对：

贯以宦者建节钺过矣，使相岂所当得耶！

宋徽宗只得把这个打算暂时放弃。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宋史·宦者传序》将“宰相之权重”作为北宋没有宦官之祸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无道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宰执大臣只不过是与宦官对立的士大夫这一政治集团的代表，其他士大夫对宦官的态度也大都如此。

在士大夫当中，对抑制宦官的权势、制裁用事的宦官发挥作用较大的，除了宰执大臣而外，还有以下两类官员。

一类是两制官即翰林学士和知制诰（或中书舍人）。

宋真宗刘皇后垂帘期间，尽管“宦官横炽”，可是刘皇后“每遭内侍至学士院”，翰林学士章得象“必正色严待之，或不交一言”，因而受到人们称赞。岂止“正色严待”而已，两制官往往用封还词头的合法方式反对宦官升迁。如皇祐元年(1049)十一月，宋仁宗准备叫一年前因过失被免职的入内副都知杨怀敏官复原职，遭到知制诰胡宿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