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与寿丘新看法,受命真龙天子新观点,思考十二星次之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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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星,是十二星次之一,代表植物开枝散叶,古人以植物枝繁叶茂来形容家族人丁兴旺,能见到自己子孙开枝散叶的人称为寿星。寿星列入十二星次,应是取其可以表达植物开枝散叶,表达美好的愿望,故把植物这个阶段对应的星区命名为寿星,其对应地支辰时,对应星宿是角宿、亢宿。

综合各方信息统一分析,具茨山四周河洛庙底沟的文化,是5300年前一开始就按天地人合一的朴素哲学思想进行了规划,按天上星宿分野,地上对应人居,各部落对应其星宿封号,这才导致中国各地如此多的星宿姓氏和星宿地名,这些族号与姓氏源头几乎均指向河洛。

寿星的族号和姓氏已经湮没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或能证明寿姓、寿字地名与寿星部落有关。不过,寿星部落的存在,必然会留下有关寿字的地名,最可靠的地名莫过于寿丘。古代地名曰丘通常指人去楼空的废墟之地。之后再有部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或保留其名某丘或更名为自己的姓氏族号。

黄帝生于寿丘,二千多年前就已有记载,不过黄帝生于寿丘,究竟在哪,两千多年来也没有最终定论。一直以来主流观点认为寿丘地望在山东曲阜,是由孔子考证的结论,已经深入人心,不过考古证据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近年石峁的考古也提出黄帝起源地的观点,认为黄帝起源于游牧部落。这个观点也缺乏连续的历史结构,不能解释历史和考古双重的客观逻辑。

从考古角度,结合星宿体系,今天本文给两个佐证,推动一下寿丘的考证。读者可自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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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隗山(《山海经》记为大騩之山)为核心,庙底沟众多遗址扁环形布局四周,北多南少,两端多中间少。根据星宿布局,正北方位是玄枵,正北偏西是娵訾,正北偏东是星纪,新郑方位对应寿星。双槐树、青台、西山、大河村最有可能与娵訾、玄枵、星纪等对应,而新郑正对应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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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末期,庙底沟人的核心活动范围主要在这一区域,这一区域的庙底沟时期对应年代是5300至4800年前。时间在4800至4500年前,庙底沟文化突然大量在开封商丘为中心出现,说明庙底沟人东移,由于商丘开封与大汶口毗邻,4800至4500年前的三百年时间又相对较短,加之随后就呈现出龙山文化,这一区域的考古类型彼此作用和影响,令人疑惑,在缺少支撑点的情况下,考古很难区分判断是情理之中。这一区域的文化类型正确分类是走出误区的关键环节。

庙底沟人大量迁移,河洛区域各部落居地势必会造成一些部落之丘,寿丘因此而来符合情理。寿丘源于星次寿星而来,这是第一个佐证。

寿星星次对应的二十八宿是角木蛟和亢金龙,中国人称龙的传人,源头也应由星宿而来。蛟和龙是一种动物,是古代的扬子鳄,二者区别是,蛟年龄小,头上不带角,龙是年龄较老的蛟,头上带角。角是个别爬行类蜕皮不完全所致,年年积累,角越来越大。爬行类蜕皮的生物特性,在古人的认知里是能够幻化的神秘生物。

黄帝生于寿丘,并不一定是代表本人生于寿丘,而是代表黄帝政权在寿丘诞生。黄帝政权在新郑建造方形军事城垣,这种应用于战争的方形城垣为轩辕城。在此之前,城垣基本上是近似圆形,考古可以证明这种变化。方形城垣是为了适应四方位的阵型而创,适应战争需求而创,即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方位。

朱雀主正面攻击,玄武主防御,青龙,白虎在两翼,这是基本阵型,《鬼臾区兵法》虽已失传,但推断其内容当是这类结构。柳土獐是朱雀鸟嘴部位,是主攻击的核心部落,因此柳土獐总是在最前方,因章延伸出的引申义,在汉语里也较多,例如障碍,是个与战争有关的词汇。傩(nuo)文化和萨满文化尚红柳,红柳木用于面具和道具,和柳有关,民间使用红柳的习俗,来源指向炎帝部落。朱雀主南方,赤帝(炎帝)之子,尚红衣,柳土獐部落在黄帝时代是缙云氏的主要成员,柳土獐族人以柳、章为姓。

4400年前,新郑轩辕城毁于战争,之后称为轩辕丘。

再根据《周语》记载信息推断,黄帝其人生于斗宿的可能性最大,其父系是少典部落(十二星次之星纪部落,纪姓源头)。黄帝政权崛起于轩辕城,寿星方位是龙之分野,故后世认为受命于天,称为真龙天子,奉黄帝为正宗。

有熊之国也许只是后人的一个推论,未必存在,有熊的来源,最可能的信息可以由萨满找到起源,萨满跳大神手持虎鼓和熊鼓,头戴鹿角帽,其所跳的舞蹈内容来源于一场战争,推断是黄帝蚩尤之战,黄帝以熊鼓、熊旗为号,蚩尤以虎鼓、虎旗为号。之所以采用熊为号,大概率是大熊可以胜虎。对信奉萨满的族群的远祖进行源流探寻,不可忽略其文化与庙底沟的关系。

寿春、寿州、寿山、寿水等地名,与寿星部落未必没有关系,苦于缺少实证,不能妄加评论。

纵观庙底沟末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这三百年,即距今4800年至4500年,庙底沟文化东移,受水患和政权综合实力减弱两方面影响,庙底沟文化未再复兴。河洛区域留守的玄武宿、星纪等部落于4700年至4500年崛起,缔造黄帝政权,或因发展时间较短,遗迹数量不多,类型分类也不容易判别。石峁和良渚等古城的发掘成果问世,自然会令人对中原的黯淡进行质疑。

不过,还不宜过早结论,河洛区域庙底沟多方信息显示这是一个整体结构,具有组织架构形式,这里具有星宿分野的意识,有许多至今传承的信息,有岩画祭天的痕迹,有彩陶体系中特有的白衣彩陶体系。目前对这些的认识还未足够深入,还在继续探索中。

如果未把具茨山周围这上百个庙底沟期遗址统一考虑,想要揭示文化全貌,恐怕是会多走弯路。中国上古的考古,缺少星宿的指引,会继续错乱引证,没有尽头。中国特色的考古针对上古时代时,不能忘了农耕文化的核心根本。考古百年的成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内视自观的基础,需重新正视和思考上古时代留存的各种信息,理解其合理成分。对其继续持有成见,是对文化解读最大的障碍,也是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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