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原因：工作

工作

工作让人幸福，还是让人不幸福？这是个问题。的确，有很多工作非常烦人，而过量的工作又总是令人痛苦。不过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工作不过量，哪怕再无聊也总比无所事事容易忍受。按照工作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不同，工作可以被区分为多种层级，从最简单的解闷，到最深切的快慰。大多数人必须要做的工作本身没什么意思，但即便如此，它也有很大益处。首先，用不着自己决定做什么就能占用掉一天里的大量时间。如果可以自作打算，大多数人都会茫然，不知有什么能让自己足够快乐的事值得做。无论决定做什么，都会觉得别的事可能更有意思，并因此为难。智慧地利用闲暇是文明的最高阶段，目前还没什么人能达到这个水平。更重要的是，选择本身就是一桩烦人事。除非主动性特别强，一般人最好还是听凭别人安排每时每刻该做什么，只要这安排不是太难接受。大多数富贵闲人脱离苦役后的相应烦恼难以言表。他们有时在非洲狩猎，有时去周游世界，但是获得的放松感还是有限，尤其当青春逝去。因此，聪明的富翁会像穷人一样勤奋工作，大多数有钱的女人也都“日理万机”地忙于琐事，而且她们自己确信那都是天大的事。

因此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人为了避免无聊是愿意工作的，无趣的工作固然烦人，但比起终日无所事事的烦闷就不足挂齿了。与此有关的另一个好处是，工作把假期变得格外美妙。但凡工作还没有繁重到耗尽了活力，一个有工作的人在业余时间肯定会比一个闲人更有兴致。

工作的第二个好处是，大部分有偿工作和一部分无偿工作创造了获得成功和实现抱负的机会。在多数工作中，衡量成功的指标是收入，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最好的工作中这种指标才会失效。人们渴求更高的收入既是渴求成功，也是渴求高收入能够带来的非常舒适的生活。只要工作能建立声望，无论是名满天下还是小有名气，它再乏味我们也能忍受。目标的持续性是幸福的本质要素之一，大多数人主要通过工作来保证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全职太太比男性或出去工作的女性要可怜得多。全职太太没有工资，没有办法改善自身状况，丈夫认为她料理家务理所应当（实际上他没觉得她干了什么），尊重她不是因为她料理家务而是因为别的优点。当然，那些能把居室和花园美化到令邻居嫉妒的富太太们不在此列，但这类人相对很少，况且大多数家务事能给人带来的满足与工作相比还是相去甚远。

消磨时间和为个人抱负提供一些有限的出路，这两点就足以让做着平淡工作的人总体上来讲比无所事事的人更快乐。但如果工作是有趣的，它带给人的满足就远不止消愁解闷了。我们可以将工作按有意思的程度排序。我将从简单有趣的开始，一直讲到那种值得一个伟人为之殚精竭虑的事业。

决定工作有趣的要素有两个：一、需要运用技能；二、具有建设性。

任何掌握了特殊技能的人都会乐此不疲地实践这种技能，直到它已不足为奇，或者自己已无提升余地。这种动机始于童年：一个会倒立的男孩总是不情愿正常地站着。很多工作带给人的乐趣就像那些需要技巧的游戏。律师和政客的工作一定以一种更有趣的形式蕴含了与桥牌同样的乐趣。当然，这里不仅要运用技能，还要与精明的对手斗智。即便没有这种竞争性，单是征服一桩艰难之事就令人神往。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感觉其乐无穷，所以甘冒生命之险。我猜想，尽管工作环境令人不适，但称职的外科医生还是会为自己手术的精准而自得。大量寻常卑微的工作也能提供同样的乐趣，只是程度稍逊而已。我甚至听说过享受自己工作的管道工，只是无缘结识。所有的技术工作都是有趣的，只要这技术是可变的，或能精益求精。如果没有了这些条件，当一个人的技能达到极致，乐趣也就戛然而止。超过了可能破纪录的年龄，一个三英里赛跑选手就不会再对这个运动有兴趣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大量工作中，新情况需要新技能，至少从业者人到中年之前可以不断进步。还有些需要技能的工作，比如从政，似乎人到六七十岁时做得最好，因为这种工作最基本的需要是有洞察他人的丰富经验。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七十岁时比其他同龄人都更快乐。在这方面，只有大企业的领导者才能与之相比。

作为幸福源泉，最佳工作蕴含的另一种要素比运用技能更重要，那就是建设性。有些工作，当然不是很多，当它完成时会留下一些纪念碑式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下述指标来区分建设性与破坏性。建设性表现为，事情的初始状态相对随意，结束状态则表现出目的性。破坏性则刚好相反：事情的初始状态表现出目的性，结束状态则表现为随意，也就是说，破坏者的倾向是制造一种不表现出目的性的状态。应用这个标准的最直接的典型实例是建筑物的建设与拆毁。建设会按照预先的计划实施，而在拆毁中，谁也不会认真决定被完全拆掉的建筑材料应该放在哪儿。当然，破坏有时是建设的第一步，在这种情况下，破坏是建设的一部分。但是人常常会做些没有任何建设目的的破坏活动。他们往往会自我欺骗，号称自己是破旧立新，要揭穿这种假象，只消问问他，接下来他要建设什么。谈到建设的主题，他会含糊其词且毫无兴致，而之前谈到破坏时他言语坚定而激情饱满。这种情形常见于一些革命党人、军国主义者和暴力分子。他们往往无知地为仇恨所驱动，真正的目的就是毁掉自己仇恨的东西，并不太关心破坏之后的事情。不能否认的是，破坏与建设存在同样的乐趣。这是一种粗暴的乐趣，有时还很强烈，但它少有深层的慰藉，因为破坏的结果很少蕴含慰藉的成分。你要杀死你的敌人，他死了，你的使命也结束了，胜利的快感很快也就消失了。而建设性工作则不同，完成之后你还会乐意重新审视，而且，它永远没有臻于至善的彻底完成之时。最令人满足的目标是能够带领别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永无止境，就此而言，幸福更多源自建设而不是破坏。或许更应该这样说，快乐源于建设的人比快乐来自破坏的人更快乐，因为一旦有了恨，你便无法体会他人从建设中获得的快乐了。

与此同时，要治愈心中的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做一项重要的建设工作。

投身一项伟大的建设事业而能成功，由此获得的满足是生活为人提供的最大幸福，尽管遗憾的是只有卓越者才能得到这种高峰体验。成功完成一项重要工作而产生的幸福没人能够剥夺，除非事实证明工作本身有问题。这种满足有多重形式。通过灌溉设计让荒地开满玫瑰是一种实打实的建设。创建一个组织是一项极重要的工作，毕生致力于从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极少数政治家做的就是这种工作，在这方面，列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最典型的例子还有艺术家和科学家。莎士比亚谈到他的诗时说：“只要人在呼吸，眼睛在看，这些诗便一直存在。”这些想法无疑给了他安慰。他在十四行诗里写到，对朋友的思考让他与生活和解，但我不禁猜想，帮他达到这个目的的更可能是他写给朋友的十四行诗，而非朋友本身。大艺术家与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令人愉快，他们做这些工作时，获得了人们可贵的尊敬，这给了他们一种深层次的权力感，即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的权力感。他们完全有理由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人们会想，这样的幸运一定会让任何人都感觉幸福。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米开朗琪罗是个内心很不快乐的人，他自己说（我认为这不是真的）如果不是迫于为他的穷亲戚还债，他是不愿意进行艰苦的艺术创作的。伟大的艺术创作力量往往与不快乐的性格相关，虽然不是绝对的，如果艺术家没有从创作中获得快乐，他可能会因为那种强烈的不快乐而自杀。因此，即便是最伟大的工作我们也不能断言它能令人幸福，只能说它会令人少一点不幸。科学家的性格很少像艺术家那般不快乐，通常，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快乐的，而他们的快乐主要来自工作。

当代知识分子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具有文学才华的那些人，找不到独立施展自己天分的机会，只能委身市侩的财富，被迫去制造他们自认为有害的废品。假如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是否相信他为之工作的报纸所宣传的政策，我认为只有少数人相信，其他人都是迫于生计而将他们的才能售卖给了他们认为有害的目标。这种工作没有任何真正的快乐可言，而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人会变得玩世不恭，以致无法再从任何事中获得由衷的快乐。我不能指责选择了这种工作的那些人，因为不做就可能挨饿，不过我想，为自身的幸福考虑，但凡有可能从事一桩能满足人的建设性冲动的工作，就别选这种虽然报酬优厚，但自己认为根本不值得做的事。没有自尊，何谈幸福？以自己的工作为耻，又何谈自尊？

建设性工作带来的满足，看起来好像是少数人的特权，但这少数人的范围也可能相当广泛。在工作中能自己做主的人有这种感觉，工作有益且需要一定技能的人有这种感觉。培养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桩不容易的建设性工作，能带来深层次的满足感。任何完成了这项工作的女性都会感到，正是因为她的劳动，这世界才拥有了舍此而不得的某种价值。

关于生活的整体观，人们的认识之间存在极大差别。有些人很自然地便将生活视为一个整体，而且认为幸福的基本要求正是能够带着些许愉悦做到这一点。另一些人则将生活视为一连串没有关联的事件，既不确定，也不统一。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可能获得幸福，他们会逐步建设环境让自己得到满足和自尊，而后者却会被环境之手推来搡去，永远找不到栖息之地。人生的整体观是智慧与真正的道德的基础部分，也是教育应予倡导的部分。一以贯之的目标并非幸福生活的充分条件，却是它的必要条件。而一以贯之的目标主要包含在工作之中。

（[英]罗素《幸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