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原因：还能有幸福感吗？

还能有幸福感吗？

我们一直在讨论不幸福的人，接下来的任务比较愉快，我们来谈谈幸福的人。我的一些朋友的谈话和著作几乎令我断定，生活在现代社会不可能有幸福感。然而，通过内省、国外旅行以及与我的园丁交谈，我的判断渐渐改变了。前面章节我讨论了文人朋友们的不幸福感，在本章里，我想回顾生活中遇到的幸福的人。

幸福的种类当然很多，但主要可以分为两类。我想这两类幸福可以被分为朴素的与想象的，或者叫肉欲的与精神的，也可以叫感性的与理性的。而具体使用哪种表述取决于你的论点所在。我在这里不想证明任何论点，只想说明。这两类幸福最简单的区别或许是，一类幸福人尽可得，另一类幸福则必须识文断字。我小的时候认识一个浑身洋溢着快乐的挖井工人，他身体壮硕，肌肉强健，不会读书写字。一八八五年，他拿到了一张国会选票，第一次知道还存在这样一个机构。他的幸福感并非源于智识，或基于他对自然法则、物种进化论、公共事业公有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s）的信仰，更不依赖于知识分子认为享受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任何其他信条。他的幸福建立在身体活力、勤奋劳作以及战胜凿石挖井方面并非不可战胜的困难上。我的园丁也有同样的快乐：他与兔子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他认为兔子诡秘、狡诈、残忍，只能用同样狡猾的手段对付它们。就像瓦尔哈拉（Valhalla）殿堂的英雄们每天都要猎杀一头野猪，他们每晚杀死的野猪第二天一早又神奇地复活，我的园丁也要每天杀死兔子，但用不着担心他的敌人第二天会消失不见。虽然早已年过七十，可他还是来回骑行十六英里山路全天工作，“这些兔崽子”令他乐趣无穷。

你会说，这种简单的乐趣满足不了我们这种上等人，与兔子这样的小动物战斗有什么愉悦可言？这样想实在是可怜。一只兔子可比一个黄热病杆菌大得多，而出色的人在与后者的战斗中能找到同样的快乐。就情感内容而言，我的园丁的快乐与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的快乐并无二致。教育带来的差别仅体现在获得快乐的途径上。体会成功的快乐需要艰苦努力，尽管通常最后能成功，但此前往往忐忑。为什么说不高估自己的能力是幸福感的基础之一，这就是主要原因。低估自己的人会为成功喜出望外，高估自己的人会觉得失败出乎意料。前一种意外是愉快，后一种意外是难过。所以，明智的人不要自负，尽管也不能自谦到丧失上进之心。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中，目前最快乐的人群是科学工作者。他们当中很多杰出者都是感情单纯，全身心投入工作并深感满足的人，因而可以从平淡的饮食起居甚至婚姻中找到乐趣。艺术家和文人把不如意作为婚姻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却依然能享受传统生活的天伦之乐。这是因为他们的高级智力完全被工作占据，已无余力介入不擅长的领域。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幸福，因为科学在现代社会是先进的、有影响力的，还因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外行，没人会怀疑科学的重要性。既然感情单纯不会遇到任何麻烦，他们也就没必要感情复杂。感情的复杂性就像河中泡沫，是因障碍物阻断了平缓的水流而产生的。但是，只要河水的生命力不被阻挡，水面就不会激起浪花，除非有心留意否则也觉察不到它的阻力。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拥有体会幸福感所需的所有条件。他从事的活动可以充分发挥其才智，取得的成果对于自己和大众都很重要，哪怕普通大众对其完全无知。他在这一点上比艺术家幸运。当大众看不懂一幅画、读不懂一首诗时，他们断定是这幅画不好，或这首诗不通。但当他们弄不懂相对论时他们会（正确地）判断是自己受的教育不够。于是爱因斯坦备受崇拜，而最好的画家却在阁楼上挨饿，爱因斯坦是快乐的，而画家们是悲哀的。用我行我素对抗大众质疑，很少有人能在这种生活里真正地感到幸福，除非他们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忘记外面的冰冷世界。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则不需要这种小圈子，因为除了同事以外的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优秀。与此相反，艺术家却处于痛苦境地，需要在被人鄙视还是做可鄙之人间做出选择。如果他具有一流才华，就一定会有非此即彼的不幸——施展自己的才华会遭人嫉恨，藏其锋芒会被人鄙视。不过这并不是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有些时代，人们会尊重杰出的艺术家，甚至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或许没有善待米开朗琪罗，但他从未否定过米开朗琪罗的绘画天分。而如今的百万富翁虽然可能会资助才华已逝的老艺术家，但他从未认为他们的工作和自己的同样重要。也许就是这些情况造成了艺术家一般不如科学工作者幸福的事实。

我认为必须要承认的是，西方国家颇具才干的年轻人往往会由于缺乏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不快。东方国家的情况不是这样。今日俄国的青年才俊恐怕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快乐。他们将在那里创造一个新世界，并且拥有与这个创造相符合的炽热信仰。老的人物被处决、饿死、流放，或者用别的什么方法被消除了毒害，他们因而不能像在别的西方国家里那样，迫使年轻人要么做坏事，要么不做事。在世故的西方人看来，俄国青年人的信仰可能显得野蛮，但说到底，这有什么坏处呢？他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符合他的期望，这个新世界一旦建成，几乎必定会使普通俄国人比革命前更幸福。它也许不是世故的西方知识分子能够感到幸福的世界，但他们也不必非得在那里生活。因此，从任何实用主义的角度考察，俄国青年人的信仰都是正当的，至于谴责它野蛮，那只是在理论上说得通。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政治一类的外部环境会影响青年知识分子的幸福感，但不存在西方国家这样的内部障碍。那里有年轻人很看重的一些活动，能在这些活动上取得成功就会令他们快乐。他们感到自己在国家命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立志实现尽管困难重重但并非了无希望的目标。犬儒主义在西方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极为常见，它是安逸与无能感相结合的产物。无能感会让所有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安逸让这种痛苦变得刚好可以忍受。在对舆论的影响上，大学生在东方比在西方有力得多，但在赚大钱的机会上，在东方比在西方要少得多。既不无奈，又不安逸，他们便会成为改革家或革命家，而不是玩世不恭。改革家或革命家的快乐在于公共事务的发展，哪怕他将为此献身，他感受到的快乐也会比那些安逸的犬儒真切得多。我记得曾有一位中国年轻人造访我的学校，他计划回到中国的一个保守地区创办一所同样的学校。尽管他预见这样做会遭杀头，但他平静的幸福感仍然令我倾慕。

虽然如此，我却不是说这些高邈的幸福是唯一可得的幸福。事实上，它们只能是少数人的幸福，因为它们需要罕有的能力和广博的趣味。工作的乐趣并非仅有杰出的科学家才能体会，推行某种主张的喜悦也不只是政治领袖才能感受。任何人都能通过发挥特殊才能而获得工作的乐趣，只要他能满足于发挥自己才能的过程，而非博得众人赞誉。我认识一个自幼双腿失能的人，他漫长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快乐，他的平静与快乐来自撰写了一部五卷本的玫瑰病害著作，我一直认为他是这个领域的领先专家。我不认识太多的贝壳学家，但从熟知他们的人那里得知，研究贝壳的确会给沉浸其中的他们带来快乐。我认识一位当时全球最优秀的排版师，所有致力于创作艺术字型的人都知道他，他的享受并不在于获得了众人的由衷钦佩，而在于实践他的技艺时产生的真切的愉悦，基本类似于一个出色的舞者在舞蹈中获得的愉悦。我还认识一些排版专家，擅长数学字体、景教手迹（Nestorian script）、楔形文字以及其他冷僻、艰涩的文字。我没去探究他们的个人生活是否幸福，但他们的创造本能一定在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了充分满足。

人们通常会说，在我们这个机器时代，手艺人能从技艺操作中得到的快乐远少于从前。我认为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是的，今天的工匠与他中世纪的同行所做的工作已完全不同，但是他在机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械的工人、设计师、飞机技师、汽车司机，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从事的仍然是一种可以无限发展其技艺的工作。就我的观察而言，相对落后的农村里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不比汽车司机和机械技师感觉快乐。农民在耕作自己的土地时劳动内容确实多样：耕耘、播种、收割。但是他们受多种因素束缚，很清楚自己的依赖性，而那些操作现代机器的人却获得了权力感，意识到人是自然力量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当然，对于大多数简单的机器工人来说，日复一日操作同样的机器而鲜有改变的确令人厌倦，然而，越是乏味的工作就越是有可能被机器取代。机器生产的终极目标——就此而言尚遥不可及——就是把所有无趣的工作都交给机器去做，而人要做的是包含变化与创造的事情。在这样的世界里，工作带来的乏味与烦闷将比农业社会产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为减少。为了消除饥饿的风险，人类选择了农业，同时也接受了乏味与烦闷。人类以狩猎为生时，工作是一种乐趣，所以我们看到富人仍然沿袭祖先的这种做法取乐。但是，进入了农业社会，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卑贱、不幸、疯狂的时代，如今才通过合理使用机器获得了解放。要是说亲近土地，或者哈代笔下理智的农民的成熟智慧，这当然很合感伤怀旧者的口味，但是每个农村青年都渴望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逃开大风，逃开恶劣天气，逃开暗黑冬夜的孤寂，逃到工厂和电影院的可靠可亲的氛围里去。对于普通人，友谊与合作是幸福感的重要元素，而它们在工业社会要比在农业社会更容易找到。

对事业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幸福感的源泉。这不光让我想到受压迫国家里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等，也包括许多初级的信仰。我认识的人，凡相信英国人是“失落的十支派”（the lost ten tribes）的便总感到幸福，而相信英国人只是以法莲和玛拿西的后裔，也总有无尽的欣慰。我并不是在建议读者接受这种信仰，因为我不能赞同这种建立在我以为并不真实的信仰之上的幸福。同样原因，我也不能力劝读者相信人可以单靠自己沉迷的东西生活，即便我看到沉迷于信仰的确给人带来完满的幸福感。但是，找到一些毫不虚妄的事情并不难，如果对这类事情产生真正的兴趣，在闲暇时心有所属，便可对抗生活的空虚感。

与投身某种晦暗不明之事相近似的是沉醉于某种爱好。某人是当今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他总是将他的时间平分在数学和集邮两件事上。我想，当前者毫无进展时，后者一定会带来安慰。集邮所能疗愈的痛苦不只限于验证数学理论假设的困难，邮票也不是唯一可以搜集的藏品。想想看，老瓷器、鼻烟壶、罗马钱币、箭镞以及石器，它们能帮你打开多么令人神往的天地。我们很多人因为太“高级”而无法享受这些简单的乐趣。这些东西我们在儿时都玩过，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认为配不上成年人。这完全不对，所有不伤害他人的乐趣都是积极的。拿我来讲，我“搜集”河流：我的乐趣是顺伏尔加河而下，逆扬子江而上，为从未见过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Orinoco）而深感遗憾。这种感情很稚拙，我却并不为此羞愧。再想想棒球迷们的狂热：他们迫不及待地翻看报纸，收音机里的消息令他极度兴奋。我记得与一位美国文学领袖初次见面的场景，我从他的著作猜测他是个很阴郁的人。然而，当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场至关重要的棒球赛的结果，他忘记了我，忘记了文学，忘记了人间生活的所有悲苦，为他喜欢的棒球队的胜利而欢呼。打那以后，再读他的作品时我便不会因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备感压抑了。

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乃至在大多数情况下，狂热和嗜好不是根本的幸福之源，而是逃避现实，暂时忘却难以面对的痛苦的权宜之计。根本的幸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依赖于一种关切，或可称为对人对物的友善关切。

对人的友善关切是一种情爱，但不是那种想要抓住、占有和期待强烈回应的情爱。后一种情爱往往是不幸福的根源。让人幸福的那种情爱是喜欢观察人、能从人们的个性中发现乐趣，愿意为与自己交往的人创造感受快乐和趣味的空间，而不是控制他们或得到他们对自己的无限崇拜。以这种态度真诚待人的人一定会成为幸福的源泉和友爱的载体。他的人际交往，无论是随意的还是严肃的，将会满足他的利益与情感的共同需要。他不会为背叛所伤，因为他很少遇上这种事，即使遇上也不以为然。有些古怪个性可能会让别人恼怒，在他那里则是无伤大雅的趣味。别人经久努力、求而不得的，在他却是唾手可得。因为自己是个幸福的人，所以他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反过来这又增加了他的幸福感。但这一切必须是自然的，一定不能是被责任感激发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工作中的责任感是有益的，而人际关系中的责任感则是令人不快的。人都希望别人喜欢自己，而不是以耐心和顺从忍受自己。在影响个人幸福感的所有因素中，也许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轻松自然地喜欢很多人。

上一节中我也说到对物的友善关切，这种表达或许有点儿牵强。有人会说，人不可能对物感到友善。然而，在地质学家对岩石的关切和考古学家对遗址的关切中，存在着类似友善的东西，而这类关切应该包含在我们对待人与社会的态度中。人们对待物的关切有可能是恶意而非善意的。一个人可能会因为讨厌蜘蛛而去了解蜘蛛的习性，希望能住到远离蜘蛛的地方。这种关切当然无法带来地质学家从岩石中得到的那种满足。对物的关切，也许不如对同类的友善那样有益于增加日常的幸福感，但仍然重要。世界无限，个人能力却有限。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幸福完全绑定在个人的圈子内，便难免对生活生出非分的要求，结果是连分内的都将失去。一个人若能凭借一些真正的兴趣来忘掉自己的烦恼，比如关于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或者星辰的历史，当他从物的世界神游回来，他将发现自己已经获得了从容与平静，这是他对付烦恼的最好办法，同时，他还拥有了尽管短暂但却真实的快乐。

幸福的奥秘在于：让你的兴趣尽量广泛，对你关心的人与事表达出更多友善，而不是敌意。

关于幸福的可能性的这些初步探索，我将会在后面章节中进一步展开，并提出从不幸福的心理根源中解脱出来的方法。

（[英]罗素《幸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