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没变，为什么我们还是看不懂古书
文/杨照中文的基本文法两三千年神奇地没有改变，那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人读不懂古代的书？其中一个因素是：文法没变，但字的用法改变了。中文中有些字，从周朝到现在，方方面面经历了那么多变化，连文字的运用都经过了白话文革命，但一直维持着同样的意思。例如
文/杨照中文的基本文法两三千年神奇地没有改变，那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人读不懂古代的书？其中一个因素是：文法没变，但字的用法改变了。中文中有些字，从周朝到现在，方方面面经历了那么多变化，连文字的运用都经过了白话文革命，但一直维持着同样的意思。例如说“之”字，简单的虚字，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字形，这样的字义。
别以为“之乎者也”都只用在文言文里，白话文成为主流那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淘汰不掉“之”字。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一定会用到“之”，不是在语文课上，而是在数学课上。
“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不可能代换为“二分的一”“三分的一”，再过一百年，应该还是一样。
“于”“既”“虽”“则”“如”“若”……这些用作语句转折连接的字，两三千年都维持着一样的意思。
但今天在白话文里，我们不这样用了，我们惯常的用法是“于是”“既然”“虽然”“否则”“如果”“若是”……两三千年间一个大的趋势与倾向，是让中文从以字为单位，将字连缀成文，逐渐转化为以词为单位。
一字一音的规律，使中文里有太多同音字，光是听到一个字的字音，我们无从立即、准确判断究竟是哪个字。
为了避免同音造成的混淆，于是将单字增长为两个音或三个音，甚至更多音的词，如此就能大幅降低同音带来的困扰。
字增为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式。
有些改变的方式后来不用了，就造成了后人在阅读和理解上的阻碍。
例如说先秦的文献里，有时不说“商”“周”，而是写成“有商”“有周”。
这“有”字，是把“商”“周”加长，从字变成更易辨认的词的词头，本身并没有意义。
但到了后代，“有”字用来指“所有格”，谁有什么东西的用法越来越普遍，回头看到“有商”“有周”很容易将虚格的“有”字读成有意义的“有”，就读不通了。
古书中的“有”很少被用作“有没有”的意思。
看到“有”的一种情况是夹在数字中间，“十有五”，这样的“有”和“又”，是为了让人清楚地知道说的是数字、数量；另一种情况是加在专有名词前面，那就是词头的功能。
古文中用加词头将字变成词，后来的语言里比较常见的则是加词尾把字变成词。
“车”变成了“车子”，“儿”变成了“儿子”。
“儿子”的“子”和“有商”的“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虚格，不能当作有意义的字来读，不然“儿子”理解为“儿之子”，那就是“孙”，差了一辈。
还有一个有趣的词尾，将“头”拿来当尾。
“骨头”“馒头”，这里的“头”字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词尾。
在《诗经》里，我们会读到这样的句子：“言告师氏，言告言归。
”八个字里就有三个“言”字。
如果将“言”理解为“说话”的话，那这短短八个字中，还真累赘。
三个“言”加两个“告”，岂不是一直说，一直说。
其实这里的“言”也不是实字，而是一个词头，作用是标示让人知道，跟在“言”字后面的字，是个动词。
这是用来显示动词的词头，有文法的作用，本身没有意思。
还原了“言”字的功能，这句话就变得很简单了：“告师氏，归。
加了“言”字，除了让动词的词性清楚之外，可以整齐声音，创造出声音的韵律。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当然比“告师氏，归”好听多了。
同样是在《诗经》里，有“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什么意思？文从字顺地读，就连语文老师都会解读成“汉有游女，不可以对之有追求的想法”。
那就是将“思”理所当然地理解成了“想”或“想法”。
然而在《诗经》的用法中，“思”也是语词，放在语尾，本身没有意思。
“求思”就只是“求”，“归思”就只是“归”，而不是“回家的念头”。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指的就是汉水太宽广了，不能游泳。
还有一些原来没有意义的语词，经常制造困扰，如“止”和“其”。
《诗经》中，“止”也是加在动词语尾的虚字，“其”则是加在形容词前面的虚字，“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两三千年来，词头、词尾有很大变化，因为这是和语言关系最密切，反映当时语言习惯的。
现代语中有很多当词尾的“子”“儿”，“一下子”“一会儿”，但就在我们这一代，“儿”快速减少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写出“一会儿”这种词，因为很多地区通用的语言里不卷舌，不加“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