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篇2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问关于守孝的问题，他说守孝三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践行礼又不演奏乐免不了要礼崩乐坏。旧谷子吃完，新谷子成熟，钻木取火的木头（春用榆柳，夏用桑柘，秋用柞，冬用槐檀，一年一轮）用过一轮，守孝一年就可以了吧。

孔子说父母离世之后你吃稻子（古时日常吃谷子，也就是小米，稻子是大米，属于奢侈食物），穿锦缎，自己心里过意得去吗？

宰我说过意得去。

孔子说既然你过意得去那就去做吧。那些君子守丧的时候，吃饭没味道，听乐曲没心思，住在家里心中不安，所以才会在坟旁搭棚守孝三年，现在你守孝一年也可以安心那就守孝一年好了。

宰我离开之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三岁前都要父母抱着，所以孩子为报父母之恩守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做法，宰我难道没有受过父母的三年之爱吗？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三次宰我了，提出“井有仁焉”的是他，“昼寝”的也是他，“既往不咎”的还是他，所以宰我在孔门之中是以挑战者的形象出现的。

但是挑战者可不是反面典型，要知道宰我是位列孔门十哲的，如果是一个反面典型怎么可能被给与如此崇高的地位呢？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也就是说颜回对孔子的理论全盘接受没有丝毫意义，这就没有办法“教学相长”，所以孔子才说颜回对我没有帮助。而宰我这个挑战者就起到了与孔子“教学相长”的作用，而不论孔子还是孔门弟子都是积极地接受这种挑战的，否则不可能一部《论语》出场四次被孔子骂了四次的人还位列孔门十哲。如果孔子不接受这样的挑战，那么宰我也不会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了，所以宰我与颜回正好是两个极端，他是有助于孔子的。

宰我每次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这次也不例外，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崇尚礼乐，那么守孝三年不去践行礼乐不反而会导致礼崩乐坏吗？越践行礼乐就越会导致礼崩乐坏，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孔子的回答也很直接，他的意思是礼乐只是形式，其背后的实质是报答父母的三年养育之恩，这不是一种功利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你认为应该守丧三年那就去做，如果认为不应该那就不要去做，不需要为了形式而违背自己的价值判断。

而宰我的意思是这种形式太过繁琐，是否可以简化呢，毕竟一年也差不多了，所以孔子问他是否安心的时候他说安心。

孔子说既然这是你认为的应该那么你就可以按照你的应该去做，到这里强调的都还是重实质而不重形式，这是孔子对礼乐一贯的态度。

然而宰我更多的看到了形式，而孔子担心的却是实质。孔子把宰我问的共性问题转化为了宰我自己的个性问题并给出了答案，但是毕竟孔子要面对的是全天下的人，所以宰我走后关于要不要守丧三年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从宰我的个性问题变成了是否所有人都应该觉得安心从而守丧一年的共性问题，所以这时孔子必须强调宰我只是一个个例，并不具有代表性，自己同意他按照他认为的应该守丧一年不代表同意所有人都应该守丧一年。所以孔子仍然要对其他人说明宰我的这种价值判断并不符合仁的标准，不是守孝几年的问题，而是因为他能“安心”，这种“安心”是对父母恩情的麻木，这也正是孔子所担心的。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显然大家走了宰我的路，而孔子担心的也终究还是来了，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感恩的能力，而这种感恩能力的丧失正是从对父母之恩开始的，如果一个人对父母都不感恩那么很难想象他还会对谁感恩，中国文化说到底还是“恩”的文化，想要重拾感恩的能力恐怕还是要从“孝”开始，最后还是要回到孔子指的路上去。

《论语》阳货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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