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反复无常、看不透？因为你不懂这5点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变，但是变来变去，只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看不懂中国人的性格，你就不了解别人，也不能真正了解自己，为人处事难免碰壁。

那么，中国人的性格有哪些特点呢？今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1、喜欢说两句矛盾的话

中国人常说：“跟你讲两句话好不好？”然后说上两三个钟头，何止两句话，简直说个不停。但是，中国人确实常说“两句话”，不过是两句矛盾的话。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和民族性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人的矛盾性格，是不是和喜欢说矛盾的两句话有关呢？

我们刚刚说完“事无不可对人言”，既然敢做，就没有必要隐瞒；一切坦诚以对，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马上会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而且这三分还是比较不要紧的部分，说了简直等于没有说。哪一句话对？都对。有时候事无不可对人言才合理，这时候必须完全坦白，有话就说，大家才会欣然接受。

然而有时候却逢人只说三分话才合理，这时候必须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简单而模糊地支吾过去，大家才觉得安心。两句话都对，只是相当矛盾。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好心有好报” “好心遭雷击”；
“不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识时务者为俊杰”“中流砥柱”；
“管闲事，落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例子多得很，不胜枚举。

所以，我们每听见一句话，最好马上想一想有哪一句相反的话。

把这两句矛盾的话结合在一起，兼顾并重，才不致只听一句话就信以为真，形成不圆满的断章取义。

2、两句话是品管上下限

品质管制的观念，好像现在才有，其实不然。中国人常说的两句矛盾话，实在就是品管的上下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应该很早就具有品管意识，品质良好的成君子，品质不良的为小人。

例如说话，我们以“逢人只说三分话”为下限，而以“事无不可对人言”为上限。

例如：

• 张三和此事无关，以不提为上策，如果问起，仅能三言两语交代过去，免得背后议论，惹人反感。
• 李四也和此事无关，但他是我的同学，关系比张三密切，不妨避重就轻，说四分话。
• 王五和此事有关，但弄不清楚他的立场，所以五分五分，一半一半，看他如何反应，再作定夺。
• 龚六向来有事就和我商量，不同他说容易引起误会，和他说又怕惹出是非，既经问起，告诉他六分，保留四分，以便随时应变。
• 杨七是我兄弟，说出来彼此有个商量，先说七分。
• 刘八和我合伙，不说不行，当然要说八分。
• 姚九是我的参谋，只能稍有保留，至于什么时候才有必要全盘托出，到时再说。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拿品质管制的概念来衡量，是不是相当合理？

中国人有时候很坦诚，有时候又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逼得凶了，可能会扯谎；签了名，也可能反悔，是不是也属于品管的应用呢？

一般人只知道把品质管制应用在物料的处理上面，中国人很早就把品管的意识妥善地运用在说话上面了。

一句上限，另一句下限。凡是过与不及的，都属于不良的表达。

3、在规范内自由选择

中国人喜欢自由自在，就算皇帝的威权很大，照样觉得：“帝力于我何有哉！”但是自由自在要能不逾规矩，真是谈何容易！

孔子那样的圣人，都要等到七十岁，而且要通过不断地自我修治，才办得到。一般人要自由自在却不逾矩，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规范。

先贤把这种必需的规范，叫作“经”，含有“经常要遵守”，不可随意变更的意思。

“经”是规范，给大家一个范围，也就是品质管制的上下限，在限度内，人人有自由裁量的权利。

至于裁量得合理与否，那是个人的修养功夫。

最起码已经不逾矩，可以称为“规矩人”，如果功夫好，判断力强，就可以成为“合理人”，而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自由选择，称为权宜应变，简称为“权”。权宜应变要在规范内进行，叫作“持经达权”，或者称为“持经达变”，也就是常说的“以不变应万变”。

“不变”的“经”，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万变”的“权”，要因应实际的变化，做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制宜。

拿不变的原则来因应万变的情况，可见中国人是有原则的，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

“宗”也就是“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

中国人的性格，“不一定”当中有一些“一定”的原则，“变易”中有“不易”，看清楚了也相当“简易”。

一定，一定，很可能变成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同样可能变成一定。

只要变得合理，便合乎自由选择的规范。变得不合理，大家就不能接受，认为岂有此理了。

4、看似自由却需要自律

几千年来全世界的文明古国，只有一个中国能够维持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真正的原因，就在“持经达变”。

古代中国看似闭关自守，如果确实是这样，老早就因为缺乏新的刺激而死亡了。

历代以来，中国都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进行着融合的工作。

钱穆先生说“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正是这个意思。

个人也是一样，中国人最自由，自由到不知道“自由”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中国人也最不自由，因为“经”的地位崇高，大家都不能够违背它。

经常法则，维持中国法统，种种规范，使中国文化得以持续不变。

各人自由，让大家随机应变，因时制宜，使中国文化能够适时变化。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自律”，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

儒家倡导“修己”，希望大家各自不断地用心修治自己。日新又新，但不能忘本。

今天中国人只记得日新又新，却不经意间忘了本。要自律却不重视根本，势必越变越新，变得不像中国人。

唯有自律的人，能够得到较大的自由。

修己功夫做得好的人，不会觉得中国礼教“吃人”。修己做的不好的人，必定觉得中国社会传统包袱太重。

自律很难，儒家重视“慎独”，便是要我们从独处时做起，而不是表面上做给人家看。

要求自由，必先自律。不喜欢被人家管，最好先把自己管好。

这是中国人十分重视修己的根本原因，儒、道、释、法、墨各家，一致主张修己，可见其重要性。

5、自己决定自己的性格

一般民族性的形成，“他力”比较大，由环境和英雄来决定，强制施行。

中国民族性，则“自力”比较大。

自古以来，英雄只想当皇帝，而皇帝只管自己的丰功伟业，很少管老百姓的生死。加上中国人自由养成习惯了，想管也管不了。

孔子认为“人性是可塑的”。提倡“修己”，就是针对中国人喜欢“自己决定自己性格”的特性。

他只是提醒大家，既然自己要决定自己的性格，必须摒除“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观念，改成“应该怎样才合理”的思考方式。

中庸之道就是“合理主义”，一切求合理，便可以自己决定。若是单凭喜欢，就要受到强有力的限制。

中国民族性，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性格，所以一样米养千样人，果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然而，古圣先贤不具英雄性，不去当皇帝，却处心积虑地建立一些规范，称为“经”。

透过父母的“念经”（说教），老师的“解经”（上课），经过自己的“诵经”（有口无心），逐渐能够“读经”（理解其中含义），再来“传经”（渗入自己的见解），使整个社会，异中有同，而中国人也得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作为一个中国人，性格好坏，不必怪别人，要反省自己：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中国人虽然不太相信人是上帝造的，但是很明白为什么猴子会进化为人。

我们比较相信：人是自己造出来的，至于把自己造成什么样子，是自己的权力，也是自己的责任。

综上可见，中国人的性格有自己的独特性。虽然矛盾，实则充满变化，但是我们也知道持经达变，通过规则自律来实现个人自由。

集矛盾的性格于一身，而又安排得动定咸宜，这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也是我们的高明之处。

而且自古以来，我们就相信“我欲仁，斯仁至矣”。

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中国人最要紧的是“修己”，你想成为自己样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